華為高通恩怨往事：「野狼」華為 PK 「圈養狼」高通

來源：五炬

美國東部時間4月16日下午3點左右，隨著蘋果和高通的一份聯合聲明，高通公司的股價迎來了24%的暴漲，公司市值暴增145億美元，達到近十多年單日漲幅之最。

而推動這一"股市"壯舉的消息，便是蘋果公司正式和高通達成了專利和解，蘋果未來將採用高通的通信基帶來生產新的蘋果手機，而此前為蘋果提供基帶晶片的英特爾公司則黯然離場。

但這個消息爆出後，最尷尬的不是英特爾，而是此前與蘋果曖昧不清的華為。

由此，華為和高通也便被國內外的眾多媒體以「對手戲」的身份單獨拿出來說事。

只是，將這一事件放到整個科技行業的近代史來進行觀察後，五矩發現高通與華為的身份轉換頗為複雜，也有些頗為巧合上的「經歷」。

但總的來說，華為在通信和SOC市場能有今天的成就，80%的原因要歸功於高通。

成就華為的「惡毒老師」——高通

在我們的印象中，高通是一家晶片研發公司，但在維基百科上，搜索高通時國外給出的統一定義是：高通是一家無線電通信技術研發公司。

而我們所熟知的手機SOC，只是高通在無線電通信技術研發成果上的成熟產品。

事實上，在更早之前，華為還尚未崛起的那個年代裡，高通才是今天的華為。

據維基百科介紹，高通此前通過無線電通信技術的基礎，不僅自己做通信基站，還自己做手機研發，整個一個現代版華為的縮影。

只是，和華為孤立拼殺相比，身在美國的高通更喜歡躺著賺錢。

所以高通後來便把通信基站業務賣給了現在通信基站市場的行業老二——愛立信，而手機業務則賣給了一個國內市場頗為少見的品牌——京瓷，然後自己則開始安心只做三件事：研發新技術，打官司，數錢。

Qualcomm pdQ，它在1998年生產，當年售價800美元，是世界上第一款商用CDMA智慧型手機。

在高通還沒有把基站和手機業務出售時，華為還是一家中國深圳的「小企業」。

據華為的老員工回憶，早在華為崛起前就和高通打過交道，只是那次合作並不愉快，最後以華為的憤怒離場。

據說當年華為基於高通的基帶解決方案最早做出USB數據卡，但隨著華為USB數據卡在全球大賣，手持核心專利的高通卻以漸漸失去話語權為由，扶持了另外一家科技企業。

如果高通選擇對兩家企業平等供貨，相互競爭便也沒有了後面的故事。

但當時高通為了制約華為，不僅不按照訂單及時供貨，反而在有貨的情況下故意延遲發貨。

於是，當華為了解這一事實後，便陸續斷絕了與高通的技術合作，選擇凡是關鍵性技術，在有錢的情況下都去自主研發。

比如，在2012年，在雷軍推出小米1的那一年，華為也曾推出過一款自家的旗艦——Ascend P1 S/P1。

作為承載華為手機業務轉型的第一款旗艦機，自然要用最好的處理器。

但當時華為為了避免高通卡脖子的事情再次發生，於是在P1的處理器選擇上，斷然採取了德州儀器的SOC方案。

而華為在之後的手機處理器選擇上，也都使用自家尚不成熟的SOC方案直接試水。

隨後，面對高通驍龍的名字，還為自家處理器更名為海思麒麟，其中的「意味」不言而喻。

事實上，華為CEO任正非也曾多次在公司講話中呼籲：「不能因為一個點，讓別人卡住脖子，最後死掉」。

而這種信念，造就了華為在所有業務的核心技術上都去涉足和攻堅的作風，以至於硬生生的將華為逼迫到了通信製造市場的第一名、手機市場的第三名以及晶片研發（IC）領域的第7名。

如果你還未曾忘記，我們上面提及過：早年的高通是一家通信基站公司、手機公司和晶片研發公司，那麼高通「為師」的華為，則是這位「刁蠻老師」注視下，讓川普總統都親自發推特來實名diss高通的「噩夢」。

高通的甜蜜成長史與華為的野狼基因

高通和華為在後來命運上的差異，和兩家公司早年創立的環境有關。

1985年7月1日，高通公司在Irwin Jacobs領導下正式成立，作為在美國出生的高新技術公司，高通誕生之初就受到了諸多關照。

其中，在高通公司成立三年後的1988年，因為與Omninet合併，成功籌集了350萬美元融資。

與之對比的是，在高通第一次募資前的1987年，華為才剛剛誕生，註冊資本只有2.5萬元人民幣。

合併Omninet後的高通公司，僅僅一年後，公司收入就達到了3200萬美元，而此同時的華為，作為深圳小廠依然掙扎在生死存亡的邊緣。

事實上，在高通誕生之初，因為受到美國資本的「滋補」，所以高通的研發和管理一直都在沿用美國矽谷最成熟和最先進的思想路線。

即便是1998年剝離手機業務，裁員700人這樣的大動作，也能在資本市場和成熟管理的掩護下過渡的波瀾不驚。

而與高通相比，雖然華為也在快速進步，但面對技術和研發上的孤軍奮戰，其經歷的磨難卻是高通的幾倍不止。

其中，管理上頗具爭議性的事發生在2000年。

那一年華為做到了全國的電子企業百強之首，但任正非卻並沒有因此開慶功會，反而對華為所有員工公開發表了《華為的冬天》一文，大談華為危機。

據其他媒體介紹：當時華為在管理上十分混亂，因為任正非發現，《華為基本法》這種「管理大綱」無法扮演細則和流程的角色，研發和市場都嚴重依賴於「技術英雄」和「救火隊長」，這讓任正非感到捉襟見肘，力不從心。

為了改變這種管理亂象，任正非決定引入美國先進的管理體系。

為此，據其他媒體介紹：華為曾以每小時300美元~680美元不等，向IBM求助了70位顧問，並在華為整整駐紮5年，手把手幫華為上馬了IPD（集成產品開發）、ISC（集成供應鏈）等8個管理變革項目。

有媒體預估，這八個管理系統的落地，總計花費了華為約20億人民幣。

而這些，也僅僅只是華為內部成長困境的冰山一角。

基於管理、資本和資源上的差距，2000年時，高通公司的員工人數突破6000人，收入為32億美元，利潤為6.7億美元，而華為的海外銷售金額僅有1億美元。

2005年，發展順風順水高通公司發生了一次高層變動，當時高通公司的創始人歐文退居幕後，高通公司轉由他的兒子保羅繼承。

在高通這個貴族王朝享受朝代交替的同時，2003年打算進軍歐洲通信基站市場的華為，卻直到2004年才在荷蘭移動運營商Telfort的手中，憑藉承接苦力活任務，拿到了歐洲的第一份合同。

之所以說是苦力活，是因為當時的歐洲電信運營商雖然早在2000年就拿下了3G網絡的牌照，但因為歐洲的手機市場仍以2G手機為主，所以儘管有著高通的技術解決方案和諾基亞、愛立信等基站廠商，但卻因為誰都不願意冒進生產3G手機而讓基站建設陷入停滯。

而這時華為的主動上門，讓歐洲運營商給出了自己的條件：想做基站市場，必須為我們提供便宜好用的3G手機。

華為為了能夠拿到歐洲的基站建設資格，便在隨後成立了手機事業部。

但基於這段歷史，華為手機在2012年以前，一直都是在走與電信運營商的定製路線，不僅利潤少、風險大，還毫無品牌價值。

因為那時的華為手機，完全就是「充話費」的附屬獎勵。

以至於華為手機的品牌形象，在四五線城市依然保留著「廉價老人機」的標籤。

野狼華為

成長環境的差異，最終體現在公司面臨困境時抉擇上。

2008年，華為用4年時間完全打開歐洲的基站市場後，曾一度考慮效仿高通在1998年的做法將手機業務出售。

據報導，當時華為希望出售手機公司49%的股份來為未來的手機業務發展找到「專業的合伙人」。

華為企發部也找到了TPG、銀湖(Silver Lake )、紅杉以及貝恩等眾多資本來談，售賣協議已經箭在弦上。

然而，在協議已經基本定型的2008年9月14日，美國房地產市場的次貸危機正式爆發，於是金融海嘯席捲著無盡寒冬，一下子讓華為手機的出售協議因資本方的頻頻壓價而畫上句號。

售賣協議終止後，任正非專門帶著一眾高管，與華為終端業務的人開了個跨部門的盛世大會，並在這次會議上下定決心拋棄手機定製模式，轉向市場競爭，來建立自己手機的品牌影響力。

當時的手機市場，雖然擁有成熟SOC晶片解決方案的廠商，看似有高通、聯發科、德州儀器和三星等多個玩家在共同競爭，但作為手機SOC核心部件的通信基帶晶片，卻只有高通和三星兩家能夠獨立供應，而三星的基帶技術還要受制於高通。

於是，在商業上分別被高通、三星「穿過小鞋」的華為，毅然決定用自研手機SOC的方式來扶持手機業務的發展。

由此，也便種下了我們文章開篇時，華為示好蘋果，卻反遭蘋果變心高通的科技大戲。

也許在今天看來，華為決定自研SOC是一件頗為明智的決定，但在2009年前後，進軍手機SOC市場對於以前只做基站晶片的華為海思，無異於從零開始。

因為那時，即便是用聯發科的SOC方案，然後華為自己提供通信基帶，都比自研要明智。

至少，根據手機處理器性能天梯圖的排名顯示：在麒麟950之前，聯發科的處理器性能一直吊打華為的自研SOC。

而針對短期利益最大化的抉擇上，國內另一家手機廠商小米的創始人雷軍曾表示：

「我不同意華為（研發費用率要持續高於10%）的說法，我覺得是他們不懂研發，（高管）不（親自）做研發。

」

事實上，對於大部分沒有產業鏈上游核心技術的商家來說，小米的抉擇也是對「公司股東」直接負責的最好方式。

其中，以小米澎湃S1處理器為例，單單S1的研發成本就不止幾個億的投入，而這幾個億還僅僅只是處理器的入場券。

據一名手機SOC的研發人員介紹，就算小米在澎湃處理器上買了arm的硬核，所有的研發流程和晶片的性能設計都沒有絲毫差錯，但即便如此小米也不能確定按照理論假設設計出的處理器，就一定能用。

「諸如處理器設計完成後的發熱問題、兼容性問題以及調度問題等潛在Bug，沒有足夠的人才積累根本無從解決。

」

更多時候，一旦遇到bug也就意味著整個處理器的研發投入全部打了水漂。

而假如用這幾個億分攤下來去買高通的845，其澎湃系列的處理器還不如845便宜，性價比完全為零。

即便按照我們普通人的理解，哪怕把這筆錢放在銀行生利息，也比「燒了好」，何況幾個億能做的還遠不止如此。

但經歷過高通USB數據卡和三星螢幕斷供後，按照華為對手機業務做大做強的決心。

寄人籬下的路線顯然並不現實，正如三星之於獵戶座，蘋果之於A系列。

華為、三星和蘋果所共同忌憚的，也不過是「不能因為一個點，讓別人卡住脖子」的「小機率」事件。

畢竟，在華為決定走自立自強的路線後，前面還躺著一個HTC的真實案例。

圈養狼高通

2014年，從推出麒麟935到2018年的麒麟980，手機SOC的研發上，華為基本一直處於追趕者的角色。

而SOC市場的性能領航者雖然不是高通，但基於蘋果和三星只給自家用的傳統「作風」，高通也便自然而然的成為了手機SOC市場的老大。

但高通作為一家無線電通信技術研發，它最厲害的手段卻並不是手機的SOC處理器，而是在電信網絡上的專利壟斷。

其中以魅族和高通反目事件為例，當年魅族因不滿高通利益市場壟斷地位搶收專利費和專利使用權的做法，而與高通公司反目成仇轉向聯發科的懷抱。

但在2018年魅族與高通和解時，魅族雖有不甘但依然補交了「高通稅」。

因為即便魅族使用聯發科的SOC方案，只要魅族的手機依然需要連接2G、3G和4G網絡，就無法離開高通稅的徵收範疇。

同理，當年蘋果與高通反目後，高通曾利用「高通稅」為法律依據，在全球4個國家強迫蘋果下架了多款蘋果手機。

最後，面臨5G手機的市場需求，也不得不在美國整體利益的促成下向高通低了頭。

雖說高通手持網絡專利，但在全球的許多國家也有不少用著高通專利但卻並不繳納「高通稅」的小企業，為此高通的做法是：在全球建立了一個專門針對網絡技術專利侵權訴訟的最強律師團，用法律途徑將油水夠多的企業統一起訴。

不過，隨著高通在手機SOC市場的崛起，日漸猖狂的它最終也被有關單位進行了特別關注，並在深入調查、證據充分的情況下對高通公司以反壟斷法進行了公訴。

於是，這匹動物園長大的小狼，在2014年，首先被中國的反壟斷監管機構進行了公開警告。

並在2015年2月，向高通公司罰款9.75億美元。

在中國有了成功的反壟斷起訴案例後，2015年7月16日，歐盟委員會也對高通公司展了反壟斷調查，並處罰了12.29億美元。

而這段時間，就是華為海思處理器的爆發期。

然而，經過兩次打壓後高通並沒有因此改變自己躺著賺錢的盈利方式，因為在2017年3月，韓國政府通過向韓國企業的調查發現：高通一直在暗中阻止三星向其他手機製造商銷售晶片。

高通的行為和高通的資本基因有關。

作為一隻溫室長大的狼，高通從小便過著順風順水的日子。

諸如1998年在高通將當時「並不賺錢的手機業務」出售後，高通股價在1999年直接暴漲2621%。

因為高通從美國的資本潤澤下長大，所以高通公司的決策只做對資本股東賺錢最容易的事情，所以無論是出售手機業務、還是退出基站市場以及依靠美國制定的國際專利法案四處「收取高通稅」，高通也僅僅只是外界期待下：「資本寵兒應有的樣子」。

這種憑藉壟斷過著安逸日子的高通，如果沒有華為出現，它的神話也許還將以無敵的bug繼續下去。

但在剛剛過去的5G網絡標準會議上，這隻圈養狼高通恍然發現，青青草原的羊場，已經溜進了一隻在「極寒交迫環境中」慢慢長大的野狼。

而在未來世界的通信技術研發上，華為和高通可能還有一戰。

但，那是未來的事情。

華為與高通的競爭維度

作為高通「過去時」最成功的華為，以及晶片和無線電通信技術研發最前沿的兩家企業，因蘋果變心而被當作對手戲出現本身也無可厚非。

但從商業競爭的角度考慮，目前階段而言，華為的最大對手不是高通，而高通的最大敵人也不屬於華為。

這其中的原因在於：高通和華為都是一家多元化公司，尤其是華為的業務領域已經涉及無線電通訊和手機研發的各個角落。

以最近一年，高通和華為的財報為例。

目前高通最盈利的領域來自為手機SOC處理器提供智慧財產權和晶片組技術，而在這個細分市場，華為雖然有著海思公司與高通的主營市場相似，但海思的手機SOC只在華為自家的手機上使用，並不影響高通的外售市場。

何況，在手機SOC的研發方面，同樣自研自用的蘋果和三星，無論是技術底蘊還是市場規模，都要遠勝華為（華為手機並非全部使用麒麟晶片，很多走量的低端機採用的都是高通SOC）。

而除卻這些手機市場的外來者，同樣以提供智慧財產權和晶片組技術為主業的德州儀器和英飛凌，才是高通主要業務上的最直接競爭對手。

從華為角度而言，雖然目前在5G專利和專利話語權上，華為和高通產生了些許衝突，但在5G的商業建設上，高通的盈利主要來自移動設備方面，華為的盈利主要來自通訊基站等硬體基礎設施方面。

所以，華為的直接競爭對手名單屬於愛立信，朗訊和北電等公司。

即便，最近華為已經將手機業務獨立，進行著重發力。

但在手機業務的對手上，華為目前面對的也只有三星和蘋果兩家，而不是為其他手機提供SOC方案的高通公司。

更為重要的是，在上游科技領域，華為和高通共同遵守3GPP的技術標準進行技術研發時，高通和華為的關係更多是「競爭式」合作，而非「生死型」競爭。

假如，曾經的高通未曾捨棄手機業務，也沒有相續退出基站市場，那麼今天的高通可能會真的成為華為的「死對頭」。

但這個假設並不成立。

所以單從財報、研發和業務領域而言，華為今天的體量至少是3個高通的相加、相疊。

所以，把高通比作華為的全面對手，怕是華為聽了要打人。

因為華為的所有成功，都是一滴血一滴汗，拼著「不理智的」命博來的果實，和高通這種資本餵大的孩子，有著本質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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