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中國芯酸往事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河北籍學生張錫綸從中國第一所礦業高等學府焦作工學院畢業，作為一名專業為冶煉學的稀缺人才，他被上海的一家煉鋼廠錄用。

抗戰爆發後，上海工業大規模西遷，張錫綸也隨著大部隊輾轉來到了戰時陪都重慶。

他工作的煉鋼廠被併入國民政府軍事工業系統，成為隸屬兵工署的第21兵工廠。

1945年抗戰勝利後，兵工署派遣大量人員奔赴全國，接管侵華日軍遺留下的軍械廠，張錫綸也隨同事來到南京，接收位於雨花台附近的的日本野戰造兵廠，並在此建立了兵工署第60兵工廠。

此時的張錫綸已經是業內有名的煉鋼專家，他在南京立業安家，與相識多年的女友成婚，1948年，他的第二個孩子出生，取名張汝京。

淮海戰役結束之後，解放軍兵鋒逼近長江，粟裕的三野第八兵團已經隔江駐紮在南京對岸，第60兵工廠開始緊急撤往台灣。

已經是國軍上校長官的張錫綸，自知絕對不能留在大陸，於是他和家人帶著尚在襁褓之中的張汝京，跟隨著遷廠的大部隊，於1949年初的一個鉛雲密布的清晨，在南京下關登船，啟程前往台灣高雄。

除了自己的一大家子人之外，張錫綸還帶走了兵工廠里兩百多位年輕的冶金學徒。

在啟程前，不少學徒的父母如託孤一般懇求張錫綸，請求他照顧好孩子。

在這之後的幾十年里，張錫綸一直做到兵工廠資深高層，同時也像大家長一般照顧著兩百多位年輕人，幫他們就學成家立業，這些年輕的孩子長大後結婚，張錫綸永遠都是證婚人。

解放戰爭前後的兵工廠

不滿一歲就被帶到台灣的張汝京，長大後讀書成績優異，一路考上台灣大學，並之後前往美國留學，先後取得工程學碩士和電子學博士的學位。

1977年，29歲的張汝京入職美國半導體巨頭德州儀器，並加入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集成電路的發明人傑克·基爾比（Jack Kilby）的團隊。

在德州儀器，張汝京從研發設計工程師做起，一干就是二十年。

從60年代開始，華人就在美國半導體行業嶄露頭角，天才工程師和卓越企業家不斷湧現。

張汝京在德州儀器的頂頭上司邵子凡博士，就是全球最頂級的晶片製造工廠建設專家。

在邵子凡的提攜和栽培下，張汝京迅速成長，前後參與了9個大型晶片廠的建設，遍布美國、日本、新加坡、義大利等地，成為業內公認的「建廠高手」。

中芯國際創辦人張汝京

由於張汝京的事業重心落在美國，張錫綸和妻子劉佩金在退休之後均搬到美國居住。

跟無數從大陸撤至台灣的老一輩一樣，張錫綸夫婦也是家國情結極重的人，時刻牽掛著祖國大陸。

在張汝京事業蒸蒸日上，成為全球晶片行業知名的建廠專家之後，張錫綸問了兒子這樣一個問題：「你什麼時候去大陸建廠？」

父親的問題，在90年代末迎來了解答的契機。

1997年，在德州儀器工作了20年之後，張汝京提前退休。

經過一段短暫的大陸行之後（後文會提及），他在老朋友的支持下回到台灣擔創辦了世大半導體，並迅速做到量產和盈利。

在此期間，張汝京已經做好了在大陸建設晶片工廠的詳細計劃：世大第一廠和第二廠建在台灣，第三廠到第十廠全部放在大陸。

世事難料，迅速崛起的世大引起了行業龍頭台積電的警惕。

就在張汝京準備大幹一場的時候，世大的大股東在張汝京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與台積電秘密協商，在2000年1月將公司作價50億美金賣給了台積電。

張汝京事後才知曉此事，自知在合併後的新公司里難有立足之地，於是毫不拖泥帶水，在收購完成後的第二天便辭職，決定北上大陸再次創業。

憑藉著業內的名氣和世大的成功經驗，張汝京迅速聚攏起一批人才和資金，並開始著手選擇廠址。

2000年那會的晶片行業，遠不如現在這般炙手可熱。

不過在上海，他們受到了熱情接待，時任市長徐匡迪親自出馬，帶他們來到遍布農田的浦東腹地，向張汝京展示了上海為他們規劃建廠的大片土地。

2001年4月，在這個叫做張江高科的地方，張汝京的新工廠中芯國際成立了。

在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這兩個名字在中國半導體行業占據極重的分量。

1949年，張錫綸帶著200名冶金學徒，從南京撤至高雄，建立了規模龐大的高雄六〇兵工廠；2000年，張汝京帶領300名晶片工程師，從台北來到上海，建立了大陸最先進的晶片製造基地。

歷史在張家父子兩代人之間，完成了一個輪迴，但張汝京和中芯國際的艱難歷程，以及背後中國半導體產業的芯酸往事，才剛剛拉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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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張汝京回到大陸成立中芯國際之前，中國的半導體行業已經踽踽獨行了接近半個世紀之久，院所教授、政府官員、海歸精英、資本掮客等一大批人物逐一登上歷史舞台。

為理清這些錯綜複雜的歷史，我將時間線索按照行業的主導力量來劃分，大致可以分成四個階段：

• 堅強萌芽：計劃機制中的專家主導（1956-1978年）

• 混亂年代：外部衝擊導致行業失序（1978-2000年）

• 西雁東飛：海歸創業潮與民企崛起（2000-2015年）

• 全面對決：國資入場打響晶片戰爭（2015-2018年）

中國第一批走入中國晶片發展史的，是蘇聯式軍事工業和科研體系內的院所專家們，他們從50年代開始建設中國的半導體技術和工業體系，可以總結為一句話：用蘇聯的體系和中國的人才，來追美國的影子。

傑克·基爾比（Jack Kilby）

說是追美國的影子並不為過，集成電路行業本身就是誕生於上世紀50年代的美國。

1958年9月12日，張汝京日後的上司傑克·基爾比（Jack Kilby）在德州儀器研製出世界上第一塊集成電路，成功地實現了把電子器件集成在一塊半導體材料上的構想。

1959年7月，羅伯特·諾伊斯（Robert Noyce）在仙童公司突破了集成電路的平面製作工藝，為大規模工業量產奠定了基礎。

基爾比和諾伊斯被並成為集成電路的發明者，在他們大放異彩的年代，中國人正在經歷「大躍進」和「三年自然災害」，而這時大洋彼岸的矽谷已經顯露雛形，仙童、Intel、AMD等大批公司相繼在50-60年代成立。

與美國對應的是，中國在1960年成立了以中科院半導體所為代表的大批研究機構，並在全國建設數十個電子廠，初步搭建了中國半導體工業的「研發+生產」體系。

這套體系最初能夠緊追美國，得益於一批回到新中國的半導體人才，如黃昆、謝希德、王守武、高鼎三、吳錫九、林蘭英、黃敞等前輩大師。

在他們的帶領下，蹣跚起步的中國半導體行業做了兩大貢獻：一是保障了「兩彈一星」等一批重大軍事項目的電子和計算配套；二是為中國建立了一套橫跨院所和高校的半導體人才培養體系。

但在產業化方面，成就卻寥寥可數。

1977年7月，鄧小平邀請30位科技界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座談會，半導體學界靈魂人物王守武發言說：「全國共有600多家半導體生產工廠，其一年生產的集成電路總量，只等於日本一家大型工廠月產量的十分之一。

」一句話就把改開之前中國半導體行業成就和家底，概括地八九不離十。

但能取得這樣的成績，已屬難得。

王守武是美國普渡大學畢業的高材生，文革中被停職批鬥，備受誣衊和誹謗；中國半導體物理的奠基人謝希德，被整成走資派後，每天工作是掃廁所；而拉出中國第一根矽單晶棒的林蘭英，父親因為做過國民黨的縣黨部書記，被造反派在火車上毆打致死，林蘭英自己也受屈辱。

幾十年後回顧這段歷史，總是有人試圖用一句「無私奉獻」將他們的這些經歷一筆帶過，並喜歡大聲質問晶片從業人員：你們為何不效仿前輩們捨身忘我的啃乾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