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郭台銘與富士康的」叛逃「

近日，郭台銘表示，今年將會把蘋果主要生產線轉移至印度，計劃投資50億美元在印度建廠，首筆3億美元已經到帳，預計今年9月印度工廠將為蘋果新品提供裝配服務。

在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的時候，富士康撤離中國的消息，被不少人視為「叛逃」。

一面是中國市場用工成本上升和智慧型手機市場增速放緩的困境，一面是印度市場低廉的用工成本和快速增長的智慧型手機市場新機，富士康正在經受冰與火的考驗。

最終，富士康董事長郭台銘還是秉持了「商人無祖國，市場就是我的祖國」的信念，前往了印度市場，挖掘新機。

富士康最大的困境在於

——處處」受限「

1988年，乘著改革開放的春風，富士康成為第一批進入中國的外資企業。

捉住機遇，吃到政策紅利、人口紅利的富士康迅速發展，從」三來一補「企業，成長到年收入近9000億元，擁有員工120萬人的全球最大電子產業科技製造服務商。

伴隨著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開始騰飛，大眾也從追求物質層面的滿足轉向追求精神層面的滿足，於是富士康首先遇到了企業發展的第一個困境——用工荒。

在2019年開年，組裝華為的生產線陷入了人員短缺的情況，其他產線停工的工人被緊急送往支援，連帶著供應觸控配件（包括手機螢幕）的業成光電事業群也急需工人。

而這樣的用工情況每年都在發生。

富士康負責招聘的人明顯感到招人形勢大不如從前，來富士康應聘甚至詢問的人，明顯減少，少的不是一丁半點，而是對半減少。

為了擴大招工，富士康鼓勵員工發展新員工，在8月到11月的用人旺季，每成功推薦一人最高獎勵2500元，用工著急的部門還會抬高價格，無形中增加了用人成本。

而用人成本上升的背後，還有一個壓力是：成長於物質豐富時代的年輕人，無法忍受在傳統工廠流水線上做一名「螺絲釘」——束縛、一成不變、日復一日被抹去了個性和色彩，他們希望有愉悅的工作環境，期待在工作中能享受到自由，關鍵是進廠工作比送外賣的工資並沒有多多少。

年輕人不願意進入，或者不願意久留，會導致製造業的技術斷層，要知道一個高級技能的培養需要花費幾年時間，這又進一步加重了用人成本。

而神奇的是，富士康一邊吐槽著招工困難，一邊卻又在」自打嘴巴「地裁員，這就是富士康在企業發展中的第二個困境——與蘋果成為利益共同體，難撕」代工「標籤。

對於蘋果業務占據整體營收50%的富士康而言，富士康跟蘋果的命運緊緊地連在了一起，唇亡齒寒的形容絲毫不誇張，而這種唇亡齒寒的處境在2018年已經隱隱顯出：富士康幾乎所有產線都押注在iPhone的最新機型XR上。

據公開報導資料顯示，僅富士康鄭州園區就為iPhone XR配備了27條產線，只保留了4條iPhone XS產線；富士康深圳觀瀾園區的12條產線，也隨時待命組裝iPhone XR。

讓富士康始料未及的是，自10月以來，消費者對蘋果手機的需求呈現疲軟態勢，這讓蘋果不得不採用降價策略來回暖市場，上市才一個多月的iPhone三款新機型均降價超千元以上。

為此，蘋果不得不調整新機的第四季度訂單，給了為蘋果投入大量產線規劃的富士康當頭棒喝，有數據顯示，蘋果在富士康的原訂單需求基礎上減產約500萬部，減產遠超其全線一周的產能負荷。

工廠效益被壓縮，產線過剩下自然會通過裁員來維持經營，「鴻海集團預計裁員34萬人，明年要削減29億美元運營成本」的報導也不脛而走。

對於這種跟蘋果過度捆綁的困境，富士康其實早有察覺，並作出了相應的舉措：持續增加在中國大陸市場的投資，且其投資呈現出集中化、高端化的趨勢。

比如在廣州投資610億元建設8K超高清液晶面板廠，以及在珠海投資90億美元建設12英寸晶片製造廠，在河南蘭考累計投資200多億元涉足玻璃蓋板業務，開始向上游元器件領域延伸，希望撕掉代工標籤。

但對工業富聯長期觀察的網際網路分析人士王吉偉認為，郭台銘不過是將鴻海旗下的一些子公司納入其中，工業富聯在精密工具和工業機器人方向的業務占比微不足道。

工業和信息化部賽迪研究院軟體與信息服務業研究中心副總經理王雲侯同樣指出，從工業富聯的年報業績中，營收報表仍舊以通訊網絡設備、雲計算設備的代工為主，而工業網際網路部分BEACON平台本該有的強勁企業服務營收，在報表中全無體現。

雖然富士康努力轉型，但到目前為止，富士康和蘋果仍然是利益共同體，代工標籤難撕。

而富士康撤離中國，轉投印度懷抱，與其說是跟著蘋果走，不如說是商人本性，看中了印度的政策紅利，而這也是富士康在中國面臨的第三個困境——失去了政策紅利。

在人口紅利消退後，地方政府的親商政策也在發生著變化，過去政府採用土地和稅收優惠吸引企業，對於新建項目予以配合便利。

現在這一政策紅利正在消失，而各地的勞工政策也正在日趨嚴格。

年輕人口的大量減少，讓企業看到勞動力成本上升的不可逆轉。

印度則剛好相反，他們有大量的年輕人，人口紅利突出。

印度成為了富士康下一個」掘金地「。

富士康最大的新機在於

——印度」紅利「突出

成就中國「世界工廠」地位的是什麼？中國製造的廉價成本，包括廉價勞動力、低廉的土地、能源等成本。

另外，還有政策的紅利：改革開放初期，為了招商引資給外企在稅收、進出口經營權和註冊資本等方面開出了很多優惠政策。

而現在同樣廉價的成本和政策紅利出現在印度：

在勞動力上，35歲以下人口占比達到64%的印度無疑是最佳的製造基地。

而且，印度25歲以下人口達到5.98億，可以保障未來20年內的勞動力充足。

廉價、充足的勞動力，一定程度上也確保了手機廠商的低生產成本以及競爭力。

在政府政策上，印度為了促進外資的進入，推出了特殊經濟區發展，並提出三個建議；一是允許區內企業在國內市場銷售部分產品，二是延長區內企業在重點產品及重點市場出口促進計劃下享受的優惠，三是取消區內企業替代性最低稅和股息分配稅。

今年，印度聯合內閣還批准了2019年國家電子政策，旨在到2025年為電子系統設計和製造（ESDM）部門實現4000億美元（約2600萬盧比）的營業額。

它還提議在印度製造和生產價值1900億美元（約130億盧比）10億部手機，其中6億部價值1100億美元（約700億盧比）的手機將出口。

手機製造無疑是印度未來的重頭戲。

此外印度還積極地推動基礎設施的建設，希望改善營商環境，吸引更多外資的進入。

而至為關鍵的是，印度擁有著吸引著富士康轉移的驅動因素——業務與需求的因素，根據Cisco Systems的一項研究，印度2021年將有7.8億部互聯智慧型手機，而2016年則為3.59億部，人口紅利在哪，需求在哪，工廠與手機製造業相關的配套設施就會在哪。

而富士康自然嗅到了」印度製造「的巨大潛力，早從2015年開始，富士康董事長郭台銘就多次訪問印度，開始了轉移印度的布局。

可以說，富士康的撤離中國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而現在只是撤離時間提前了而已。

而除了富士康，幾乎所有的中國手機廠商如VIVO、OPPO、小米等都在印度設立了工廠，隨著更多的建廠與供應鏈配套建設的完善，低端製造業外流已經是不可阻擋的趨勢，而留給我們的不僅是反思，更多的是危機。

部分引用：

《「裁員風波」下的富士康：何時褪去「代工」標籤?》

《寧送外賣不去工廠？用工荒倒逼製造業轉型》

《富士康蘋果三星跑印度建廠，中國手機產業鏈的危機與反思》

《富士康的尷尬：一邊要上線4萬台機器人取代人，一邊包吃包住月薪3500招不到人》

《中國人口紅利羸弱 富士康加班費可達工資60％》

《外資政策將成為推動印度製造業發展的主要動力》

《印度內閣批准2019年國家電子政策 在印度生產10億部手機》

文章作者：橙汁

文章關鍵詞:郭台銘丨富士康丨印度製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