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都在給自己養「備胎」，你憑什麼沒有危機感

美國禁令；

谷歌封殺；

極限施壓；

從硬體到軟體，

把華為送上風口浪尖。

任正非和華為公司又一次迎來極限挑戰。

在華為被列入出口「實體清單」後，

美國方面又出人意料的給出了「緩刑期」。

面對美國的制裁和禁止貿易，

華為該怎麼辦？

一、什麼是「實體名單」

所謂「實體清單」是美國為維護其國家安全利益，作為出口管制的一個重要手段。

實體名單於1997 年2 月由商務部首次發布，被認為參與擴散活動的最終用戶都進入榜單，以此明確告知出口商，在未得到許可證時，不得幫助這些實體獲取受本條例管轄的任何物項，同時，有關許可證的申請應按照《出口管理條例》（美國）第744 部分規定的審查標準接受審查，且向此類實體出口或再出口有關物項不適用任何許可例外的規定。

簡單地說，「實體清單」就是一份「黑名單」，一旦進入此榜單實際上是剝奪了相關企業在美國的貿易機會。

雖說企業有正常程序可走、也有脫離清單的可能，但前提是契合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和外交政策需求（一切由美國政府說了算）。

並且由於歐盟、日本等國往往與美國的出口管制步調保持一致，所以企業在國際上的信譽也會受到較大的衝擊。

二、華為執行「Plan B」扭轉局面

面對美國的打壓，華為啟動極限「備胎」應戰！隔日凌晨2點，華為就發送內部信，不懼美國極限打壓，保險柜里的備胎晶片，一夜之間「備胎轉正」，國產晶片概念股也迎來大漲。

面對突如其來的封殺颶風，華為做到了有備無患，因為早在十幾年前他們就有預判，並為如何「極限生存」作了長期艱苦和充分的準備。

公司迅速啟用花費十餘年投入研發的方案，從而確保了華為大部分產品的戰略安全與連續供應。

面對美國的極限絞殺，華為憑藉長期以來居安思危、未雨綢繆的戰略遠見和奮鬥創新精神，預先謀劃，棋先一著，一下子就扭轉了局面。

當然，我們在為華為大聲稱讚的同時，其實也無需過分驚訝於「為什麼華為可以洞察先機」。

畢竟華為是一家成熟的大型跨國企業，在公司的日常運營中，一定有一套非常完善的風險管理系統。

而企業風險管理給華為帶來的價值，也在華為海思「備胎轉正」的那一刻得到了極致體現。

三、任正非的極限時刻

創建華為時，任正非所經歷的極限時刻有兩次。

任正非後來說：「我是在生活所迫，人生路窄的時候，創立華為的」。

當時43歲的任正非正度過人生中一段艱難的時期：被騙200萬，被當時工作的國企開除，妻子與他離婚，因為沒錢租房，甚至帶父母住在窩棚里。

但後來事實證明，這還不是任正非與華為最艱難的。

1987年，任正非集資21000元人民幣創立華為技術有限公司，1988年任華為公司總裁。

之後的2001年—2002年，才是任正非與華為最艱難的時期。

被最欣賞的人背叛，母親遭遇車禍意外身亡，通訊巨頭思科在美國提起專利訴訟，自己身患癌症和抑鬱症。

2011年，任正非在一篇內部文章中回憶華為經歷的艱險時刻。

「問題集中到你這一點，你不拿主意就無法運行，把你聚焦在太陽下烤，你才知道CEO不好當。

每天十多個小時以上的工作，仍然是一頭霧水。

2002年，公司差點崩潰了。

IT泡沫破滅，公司內外矛盾交集，我卻無力控制這個公司，有半年時間都是噩夢，夢醒時常常哭。

」

2002年，華為歷史上出現了第一次負增長。

任正非最欣賞的愛將，華為歷史上著名的技術天才李一男背叛了他。

任正非後來回憶說，公司很多人效仿(李一男所創建)港灣，在風險資本的推動下，合謀偷盜公司的技術和商業秘密。

當時的華為，很多人喊著「資本的早期是骯髒的」口號「叛逃」了。

此前的任正非已是心力交瘁。

2001年1月8日，任正非的母親在昆明買菜時遭遇車禍。

當時任正非跟隨國家領導人在伊朗訪問，得知消息日夜兼程回到昆明時，病床上的母親已撒手塵寰。

之後的2003年1月，通訊巨頭思科在德克薩斯州聯邦法院對華為提起專利訴訟。

思科在全球的近百位新聞發言人，也在第一時間將不利於華為的信息發布給媒體，並警告華為的潛在客戶，不要購買華為的產品，以免帶來連帶賠償。

華為的國際化之路瀕臨滅頂之災。

有評論稱任正非是極具性格衝突的人，「順風順水時充滿危機意識;身陷絕境之後，又表現出無可救藥的樂觀。

」

想不到的是，在醫生的幫助下，任正非的抑鬱症得以康復，華為也迎來了一場絕地反擊。

四、美國究竟在「怕」華為什麼？

美國對華為的種種制裁，真的像他們所說的是源於對「安全」問題的擔憂？恐怕中國公司快速發展的腳步才是真正的原因。

以全球ICT產業為例，從企業市值排名來看，中國的總體技術水平和產業規模在世界上居第二位，僅次於美國，這也是中美貿易衝突先在ICT領域上爆發的原因。

尤其是華為在未來5G上的諸多優勢，讓美國感到壓力甚至恐懼。

PC時代誕生了英特爾，移動網際網路時代造就了高通和蘋果，5G和人工智慧時代，誰又能成為霸主呢？我們預期中是「華為們」，而美國害怕是「華為們」。

華為作為全球最大的通信設備供應商，全球市場份額占比28%（數據來源：IHS Markit），獨攬了5G標準的1600多項核心專利，最新推出的5G晶片巴龍5000，更是讓華為名聲大噪。

華為2018年年報披露，2018年華為的研發費用為1015億元，較2014年增長了149%，投入占比銷售收入14.1%。

截至2018年底，華為在全球累計獲得授權專利超過8.78萬件。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數據則顯示，僅在2018年，華為就向其提交了5405份專利申請，位列全球第一。

三流的企業賣產品，二流的企業賣技術，一流的企業賣標準。

對於中國ICT企業來說，1G時代是空白、2G時代是跟隨、3G時代是參與、4G時代是追趕、5G時代是同步。

在5G最新標準的議定上，主角就是高通主推的LDPC碼作為數據信道的編碼方案和華為主推的Polar碼作為控制信道的編碼方案。

業界普遍預計，未來5G晶片大機率會有兩大玩家：高通和華為。

很多時候，

我們所面臨的最大風險，

就是樂觀地認為風險永遠都不會到來。

華為的未雨綢繆與深謀遠慮，

則是用正面例子給我們上的生動一課。

無論如何，

在危機還沒發生的時候焦慮，

總要好過危機已經到來時候才焦慮。

未雨綢繆，居安思危，

已經是我們在危機到來之前能做的最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