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野史」：8個被認為是精神病的「叛徒」造就了今天的矽谷！

矽谷誕生背後，那些你不知道的故事。

矽谷之」矽「

1940年，威廉·肖克利和同事在貝爾實驗室共同發明了電晶體。

不過肖克利的心中有一個富翁夢，在貝爾實驗室又無法實現這個夢想，於是他決定回到老家聖克拉拉谷（即後來的矽谷）創辦自己的公司。

接著他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招聘頂尖的工程師。

因為被肖克利「電晶體之父」的光環所吸引，美國電子研究領域精英們的應聘信紛紛湧來。

到1956年，他從中聘用了八位優秀人才，這八個人分別是羅伯特·諾依斯（Robert Noyce）、戈登·摩爾（Gordon Moore）、朱利亞斯·布蘭克（Julius Blank）、尤金·克萊爾（Eugene Kleiner）、金·赫爾尼（Jean Hoerni）、傑·拉斯特（Jay Last）、謝爾頓·羅伯茨（Sheldon Roberts）和維克多·格里尼克（Victor Grinich）。

這是從未有過的偉大天才的組合，所有的人都在30歲以下，正處於才能噴涌的頂峰。

大夥都是慕大名而來，摩拳擦掌要干一番大事業。

肖克利由此開始正式運營自己的公司。

同樣是在1956年，肖克利被授予諾貝爾物理獎，所以大夥異常興奮，因為有哪家公司是由諾貝爾獎得主領導的呢？他們覺得自己已到了改變整個世界的邊緣。

可惜歡樂短暫的。

肖克利雖然是一個天才發明家，但對企業管理卻一竅不通，甚至跟人打交道的能力都沒有，卻偏偏十分自以為是。

肖克利曾說，在10個人中就有一個是精神病人。

所以，他認為現在公司里有兩個精神病患者在為他工作。

為這個原因，他要求所有雇員去接受心理測驗。

他不相信任何人。

肖克利跟人說話，總象對待小孩子一樣，態度日趨傲慢。

他的門徒們提議研究集成電路，但肖克利拒絕了他們的建議。

到1957年，也就是公司創辦的第二年，他的那8位天才員工便受不了他了，也不想跟他幹了，11月份他們集體辭職，肖克利為此大發雷霆，稱他們為」八叛逆"，這也成了矽谷最著名的典故之一。

（半導體產業誕生地）

八叛逆離開後，肖克利實驗室每況愈下，兩次被轉賣後於1968年永久關閉。

肖克利於1963年開始任史丹福大學教授。

離開肖克利半導體實驗室後的第二天，這8人就得到仙童攝影器材公司的130萬美元的資金支持，創辦了仙童半導體公司，開始製造一種雙擴散基型電晶體，以便用矽來取代傳統的鍺材料，這是他們在肖克利實驗室尚未完成卻又不受肖克利重視的項目。

仙童半導體公司被公認為是矽谷第一家具有現代化意味的初創企業。

當仙童在60年代末左右分崩離析的時候，八叛逆中的一些人又開始創建其它公司。

其中諾伊斯和摩爾、格魯夫一起創辦了 Intel，桑德斯創辦了AMD，克萊納創辦了 KPCB 風險投資，瓦倫丁創立了國家半導體公司，之後又成立了紅杉資本。

在 1970 年前後的半導體浪潮中，可以說大部分半導體公司都起源於仙童半導體公司。

這一批半導體公司可以說是奠定了矽谷的科技基礎。

下圖梳理了由仙童員工離職後創辦的公司：

（創辦仙童半導體公司後的」八叛逆「風采）

1958年，傑克·基爾比和羅伯特·諾伊斯這兩個人幾乎同時獨立發明了集成電路。

他們將電晶體、電阻和電容等集成在微小的平板上，用熱焊方式把元件以極細的導線互連，在不超過4平方毫米的面積上，大約集成了20餘個元件。

1959年2月6日， 基爾比向美國專利局申報專利，這種由半導體元件構成的微型固體組合件，從此被命名為「集成電路」（IC）。

基爾比被譽為「第一塊集成電路的發明家」，而諾依斯被譽為「提出了適合於工業生產的集成電路理論」的人。

1969年，美國聯邦法院最後從法律上承認了集成電路是一項「同時的發明」。

（諾依斯用圖紙展示他的集成電路）

集成電路里用的是矽元素，這也是矽谷名字的又來。

集成電路的批量生產能力、可靠性和電路模塊設計方法確保了它能得到快速廣泛運用。

如今，幾乎所有的電子設備內都在用集成電路，包括電腦、手機等等。

（斯坦福研究園）

弗雷德·特曼的創新引擎

和很多其它技術創新一樣，電子技術是源於戰爭期間的研究成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特曼離開了斯坦福的教學崗位，開始加入哈佛大學的無線電研究實驗室，帶領一支850人的團隊開始相關研究工作。

作為一個絕密軍事任務的帶頭人，特曼接觸了大量極少有人能接觸的最尖端的電子學方面的研究項目。

隨著戰爭的結束，他意識到：」戰爭期間的秘密研究成果將為戰後電子工業發展的奠定基礎。

而斯坦福有機會像東部哈佛一樣在西部這個領域占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戰後，通過獲得一些政府資助科研項目，特爾曼吸引了很多優秀的學生和老師加入斯坦福，進一步鞏固斯坦福在電子學領域的名望。

斯坦福在50、60 年代聖克拉拉谷的革新行為和新興公司的建立中起了核心作用。

斯坦福建於1891 年，有「西部的哈佛」之稱，它在建立之初就將教學和科研結合起來，而不僅僅象傳統大學那樣是一個純教學機構。

更重要的是，史丹福大學成功地開創了一種新的矽谷發展模式，即大學——科研——產業三位一體的模式，這要歸功於被稱為「矽谷先驅」的特曼，他在20世紀20年代任副校長期間，致力於將大學的科研與企業結合起來，注重科學的實效性。

特曼的哲學是：使大學和產業形成一種共生關係。

特曼建議校方加強同當地電子產業界的聯繫，以史丹福大學為依託，聯合一批科技公司，把美國西部的電子產業帶動起來。

特曼想到了校園「下海」。

但當初捐贈土地有規定，土地不得出售。

特曼與校長斯特林商定，利用斯坦福的土地，建立一個高技術工業區。

1951年，在他的推動下，史丹福大學把靠近帕洛阿托的部分校園地皮劃出來成立了一個斯坦福工業園。

將土地直接以 99 年的合約期租給一些科技公司。

這些科技公司的入駐，不單解決了學校的運營資金的問題，還給學生們帶來了更多的創業就業機會。

可以說是特曼開創了學校和科技企業結合共生的模式。

通過土地出租，斯坦福的目的很簡單，那就是給學校賺錢。

到了後來，工業區改名為研究區，成為把技術從大學的實驗室轉讓給區內各公司的一種手段。

功夫不負有心人，到1955年，已有7家公司在研究園設廠，1960年增加到32家，1970年達到70家。

到1980年，整個研究園的655英畝土地全部租完，有90家公司的25萬名員工入主其中。

這些公司一般都是電子工業中的高技術公司。

斯坦福研究園成了美國和全世界紛起效尤的高技術產業區楷模。

說到特曼對產學研相結合的重視，這裡有一個例子不得不和大家分享。

1938年，特曼的兩個學生Bill Hewitt和David Packard發明了音頻振蕩器，在特曼的鼓勵指導和538美元資金的資助下，他的這兩個學生開始在一間車庫裡創辦了惠普，開始將這個發明成果產業化。

這間車庫在1989年被加利福尼亞當局定為歷史文物和「矽谷誕生地」。

對他的兩位高徒，特曼這樣評價：「你把他們放在任何新環境，他們都會迅速掌握必需的東西，而且達到高超的水平。

所以當他們開始搞學業時，他們無須什麼教師指點，而是一邊干一邊學會需要掌握的東西。

他們學習的速度總比問題冒出來的速度更快」。

正是憑著這種特殊才能，使惠普迅速崛起。

後來惠普搬入斯坦福研究園，快速成為全球最大的PC製造商。

這兩位學生成功之後當然當然沒有忘記自己的恩師。

特曼作為惠普公司董事會成員達40年之久，成為矽谷歷史上最感人的插曲之一。

1977年，兩人向史丹福大學捐贈920萬美元，建造了最現代化的弗德里克·特曼工程學中心，作為40年前特曼資助的538美元的回贈。

到目前為止， Bill Hewitt和David Packard連同他們的家族基金和公司共向斯坦福捐贈的金額超過3億美元。

（從左到右依次是Fred Packard、Bill Hewlett和Fred Terman）

開放的體系

矽谷的很多公司創始人都來自中西部，雖然他們可能在東海岸求過學或工作過，但是他們沒有真正接受東海岸的那種過於拘謹刻板的氛圍，加州的不拘禮節才是他們更喜歡的。

因為加州在政策法規方面的開放性，他們也可以更自由地進行各種科學、商業方面的嘗試，無需受到太多法律方面的制約。

Jason Calacanis在《Angel》這本書中這樣寫道：」矽谷打造的最偉大的產品就是矽谷本身。

在這裡，一代又一代公司及創始人都在積極推動刺激自己在效率等方面比前人做得更好。

Google用了9年時間將自己的年營收做到30億美元，而做到同樣營收Facebook僅僅用了7年。

Facebook目睹了Google是如何進入數十個市場並占據統治地位的，而Facebook用了更短的時間就做到了這一點。

看著Google和Facebook大舉進軍全球市場，Airbnb和Uber的管理團隊從中學習並在前人的基礎上進行不斷完善。

下一波創業者依然如此。

你能經常看到Google員工帶著自己掌握的所有廣告算法技術跳槽加入Facebook，為的只是更具誘惑力的股權。

Sheryl Sandberg在Google花了7年時間打造了廣告項目，加入Facebook後便成為Mark Zuckerberg的左膀右臂。

同樣的故事也在Facebook身上上演，一些Facebook國際化擴張方面的專家陸續加入Uber和Airbnb成為高管。

」

（2011年矽穀人才流動圖）

和很多東海岸的公司不同，矽谷的公司深知，只有合作和競爭同時發揮作用才有助於打造成功的公司。

這個想法很好地反應在加州廢除非競爭協議的舉動中。

這種生態體系能很好地鼓勵大家去嘗試、冒險、分享成功和失敗的經驗和教訓。

（被稱為風險資本一條街的「沙山路」，上百家聲名如雷貫耳的風險投資公司在這裡匯集）

風險資本：矽谷的彈藥庫

（風險投資之父Authur Rock）

第一家接受風險投資的公司正是前文中說到的由「八叛逆」創辦的仙童半導體公司，它的投資人正是風險投資之父Arthur Rock，Aurhur的公司Davis & Rock也是有史以來第一家風險投資公司。

除Davis & Rock之外，20世紀60年代其它三家著名的風險投資公司分別是Draper, Gaither& Anderson （1961）、Sutton Hill （1964）和Mayfield Funds (1963)，這些公司通過對包括蘋果、英特爾等矽谷一些科技公司的投資都獲得了豐厚的匯報。

（邁克·馬克庫拉對蘋果進行了25萬美元的投資，這筆投資換取了該公司30%股權）

1969年，整個風險投資圈有20來個人。

和矽谷其它行業的人一樣，這些風險投資人會經常組織聚會，彼此分享心得想法。

今天風投圈使用的很多概念都源於那些人的想法碰撞的結果，例如，在投資時相比公司，投資人更看重創始人本身。

很快，很多人看到了風險投資的快速吸金能力，風險投資行業也開始迎來爆髮式發展，眾多風險投資機構紛紛誕生，紅杉資本和KPCB這兩家全球頂尖的風投公司都是於1972年在仙童校友會上成立的。

他們之間就有投資過亞馬遜、蘋果、思科、Dropbox、美國藝電公司、Facebook、Genentech、谷歌、Instagram、Intuit和LinkedIn等業內巨頭公司， 而這些只是冰山的一角。

原文連結：https://medium.com/founder-playbook/the-history-of-silicon-valley-transistors-stanford-and-venture-capital-6a761f171e9d

36氪編譯組出品。

編輯：郝鵬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