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巨人張忠謀，他的成就不只辦了台積電

「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歡我，但我並不準備改變。

」

文丨華商韜略出品人 畢亞軍

退休兩年的張忠謀，已按自己早前的規劃，週遊世界，雲淡風輕。

但40年前就可揮手改變全球半導體格局的他，40年後再講話，全球科技界依然要側耳傾聽。

【風口浪尖上的台積電】

「我從來沒有把英特爾當作標杆，我是樹立我自己的標杆。

」

「我說過，我在德儀，已經做到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

後來到台灣……還要我辦一個半導體公司，我就覺得沒有路啊，已經望盡了嘛，只好辟一條新路了。

」

在半導體世界風雲了半個世紀的張忠謀，字典里沒有「我不行」這三個字。

但若今天的台積電仍由他執掌，其中的左右為難，怕是也要令他焦頭爛額。

無論誰坐在那個位置，似乎也都沒有兩全其美之法。

張忠謀對困難算是早有預判。

2018年，剛剛退休的他知道美國對華為的打壓後，就曾預期台積電可能成為美國牽制華為的棋子，但他應該不會想到，美國會下手如此之快且狠毒。

目前，台積電仍在艱難中維持著平衡：即便遭遇美國最新禁令的巨大壓力，也在爭分奪秒地支援華為。

當然，也是捨不得丟掉華為這個第二大客戶的生意。

據媒體消息，台積電已與包括高通在內的多家美國客戶協商，暫停其訂單供應，以便挪出來更多產能給華為，在120天的緩衝期內為其提供儘可能多的晶片。

更有報導稱，台積電一直在為華為一家公司生產5nm的晶片。

千方百計，甚至兩肋插刀為華為趕訂單的背後，台積電對未來不確定的態度顯露無疑，而且，事情正在越變越糟糕。

2018年接到美國希望台積電斷貨華為的消息時，張忠謀還親自指令台積電要永久為華為提供晶片生產，表態如果台積電有一天也被美國管制，大不了和華為一樣，也不會差到哪裡。

對於川普政府要求的前往美國投資，他和台積電也是保持高冷：

不划算、不考慮。

如今，面對美國極其嚴苛的最新禁令，台積電的態度已在改變。

當年對投資美國的拒絕，也變成了計劃在美國投資過百億美元建設一座生產5nm晶片的工廠。

雖然，它還在爭取，甚至抗衡。

6月1日，台積電突然宣布了一項重大決定：將5nm工藝擴建計劃和3nm工藝試產計劃延後至2021年第一季度。

外界分析，台積電此舉，意在間接向美施壓：如果失去華為，台積電將延緩對美的投資計劃。

更早之前，也有消息稱，台積電已僱傭美國商會前高管，以及英特爾首席遊說人士，幫助自己，也是幫助華為做工作：說服美國放寬對華為的晶片限制。

但台積電還能在這其中周旋多久？它的左右為難，更難的可能還在後頭。

失去華為，被迫客觀事實上地站在大陸的對立面，台積電在民族大義和經濟上都會受損；但失去美國，也是它不可承受之重。

目前，美國依然是台積電最大的市場，占據其營收的近六成，僅蘋果一家就在2019年貢獻了它23%的訂單，比華為訂單在其營收的占比多出9個百分點。

去年11月，智利取消APEC高峰會之際，張忠謀曾深表憂慮地談到：當世界不安靜，台積電將成「地緣策略家」的必爭之地。

不過半年的光景，台積電已是「我站在，烈烈風中」。

【重塑半導體格局】

台積電成為必爭之地，只有一個原因：它重要到可以左右全球產業格局。

這家由張忠謀56歲高齡從零開始的公司，是台灣市值最大、最賺錢的公司，也是全球市值最大、最賺錢的晶片製造商。

2019年，台積電實現營收2533.85億人民幣，凈利潤約838.06億元人民幣。

耀眼的利潤指標背後，是它一家就掌握了全球約60%的晶片代工製造市場。

晶片是科技產業運轉的核心。

蘋果、華為、高通，全球絕大多數高科技巨頭的「心臟」，都被台積電握在手裡，而且很難在短時期找到可以替代它的人。

業界曾因此評價在位時的張忠謀，他一跺腳，全球科技業都要震一震。

2017年，張忠謀摔了一跤，全球都關切地打聽：嚴不嚴重，要不要緊？台灣地震或停電，國際財經媒體的第一個電話也都是打給台積電，而不是台灣當局。

但張忠謀真正讓業界敬畏與敬仰的，還不是台積電的霸主地位，而是專業的晶片製造這個產業，都是他憑空締造出來。

如今的晶片產業大概包括三種模式：從設計一直做到製造和封裝的IDM模式，只做設計的Fabless模式，以及只做代工製造的Foundry模式。

在張忠謀創立台積電之前，全球知名半導體企業都是從設計到製造大包大攬，也就是只有IDM這一種模式。

半導體是一個高門檻的行業，其設計需要強大的智力支持，製造則需要強大的資金後盾。

IDM模式，讓半導體成為了一個智力與資金雙密集、持續被巨頭壟斷的高門檻行業，一般業者幾乎水潑不進。

即使有人從資本要求低的設計干起，試圖從寡頭那裡分杯羹，也是活在有上頓沒下頓的不安中。

因為，一般的設計公司搞不起製造，只能租借大公司的產能，大公司不忙就租給他們，忙起來就不租了，而且還經常偷竊或模仿他們的設計。

從競爭力的角度來說，IDM模式也越來越難適應日新月異的技術和產品疊代，就連英特爾這樣的大廠也是深受其累。

沉重之下，實力不夠的設計公司們內心早有期盼：要是有一家能替自己保護好商業秘密，不跟自己搶創意搶生意，專門幫助自己做製造的工廠就好了。

一些更希望專注研發創新的大廠們也都在想，如果能將製造分離一些出去，就能更集中精力做研發設計，進而更好地引領市場。

張忠謀看到這些問題，並且決定親自解決這些問題：創辦一家專注晶片製造的半導體公司，為全球半導體公司做晶片製造代工。

投資這麼大，只做製造，這在當時是個瘋狂的想法，但張忠謀堅信晶片設計和製造一定會產業再分工，而且相信訂單不是問題：當設計的更專注設計，製造的更專注製造，就能合力推動行業更高更快更繁榮。

如果行業繁榮，訂單就一定有。

更重要的是，當時已在半導體霸主美國德州儀器（下稱德儀）做到三號人物，並且帶領德儀打贏世界級產業大戰的張忠謀，也看不到自己可以在IDM模式下突圍的希望，這更堅定了他要親手去推動產業變革的決心。

去年，張忠謀曾這樣介紹當時的情形：「我在德州儀器工作25年，曾任半導體集團總經理，已經做到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

後來到台灣，還要我辦一個半導體公司，我就覺得沒有路啊，已經望盡了嘛，只好辟一條新路，也就是商業模式創新了。

」

他的這一創新，除了橫空造出一個半導體代工製造產業，也順便孵化出另一大半導體細分產業：半導體設計。

全球半導體產業的格局因此被重新定義。

也就是，當今半導體產業三大模式中的兩大，都是張忠謀一腳踢出來的。

著名管理學教授麥可·波特，因此盛讚張忠謀不是創辦了一個企業，而是創造和成就了兩個產業：專業的半導體製造代工產業、專業的半導體設計產業。

從此開始，沒有實力兼顧製造的晶片設計公司，可以將台積電作為製造廠，與傳統巨頭競爭，並將晶片的應用拓展到老巨頭們無暇顧及的地方。

當這些設計公司不斷在競爭中獲勝、在新領域成功，也就給台積電帶來了源源不斷的訂單，並最終加速了半導體乃至整個科技產業的整體繁榮。

一起步就專注研發設計的高通、蘋果、英偉達，包括華為海思，也都是受益於台積電的代工模式，快速崛起。

因為台積電，台灣也從半導體荒原變成世界半導體產業的重要一極。

直到今天，IT產業都是台灣經濟的支柱，而台積電則是台灣IT的支柱，張忠謀也因此被稱為是台灣經濟的「救世主」。

回首一路走來，張忠謀最自豪的也是他將製造和設計分開的這一模式創新。

當別人恭維台積電的技術、管理、文化等等，他說自己更希望台積電被記住的是：

「一個商業模式創新者。

」

「現在大家看到的結果是，台積市值排名全球前列，超越英特爾、三星等等，這背後原因很多，可是最大、或者說最早的原因，就是商業模式的創新。

」

【三大核心競爭力】

張忠謀總結，技術領先、製造優越及客戶信任，是台積電的三大競爭優勢和看家本領，「若是失去其中之一，就不是我們要的台積電。

」

台積電建立這三大競爭優勢，也是走過相當艱難的路。

首先是人才難找，尤其一將難求。

要在半導體產業出頭，一出手就要打世界級的戰爭，自然要世界級的人。

台灣當時沒有這種人，他就到國際上找。

但那時的半導體圈子不大，有大能耐的，要麼是他過去的對手，要麼是他過去的下屬。

對手比較難搞，他從下屬找起。

他找到包括英特爾一位副總裁在內的幾位老部下，邀請他們到台灣跟一起改變半導體產業。

但這些人看好他，卻不看好台灣，也不看好他搞「製造代工」這個餿主意。

好一番努力之後，他才把通用電氣半導體總裁戴克挖來做了總經理。

和找人一樣難的，還有找訂單。

當時的晶片製造訂單基本只能靠美國市場，這也是張忠謀讓台積電前三任總經理都是美國人的原因。

但即便如此，生意依然不好做——

專業的設計公司規模不大，餵不飽台積電;傳統巨頭們有減輕製造壓力的想法，卻對張忠謀心存芥蒂，擔心台積電被餵飽養大之後反過來與自己競爭。

而且，因為整體行情低迷，大公司們往往也是「地主家也沒餘糧」。

差不多一年，台積電派到美國搶訂單的人，每次跟張忠謀匯報，都是首先一句「我的方向正確」，然後就「但是」了。

苦苦探索了一年多，台積電才取得第一個勝利，也是個偉大的勝利。

1988年，張忠謀和戴克一起，通過私人交情把老朋友、也是老對手——剛剛上任英特爾總裁的格魯夫，連哄帶騙地弄到台灣參觀了台積電。

新官上任的格魯夫正大力砍掉儲存器業務，向電腦處理器（CPU）業務轉型，並定出宏偉目標：要做出最強大的CPU，創造和引領消費者對電腦的需求，進而從電腦廠商的配件商成為掌握電腦產業的主人。

張忠謀吃准了格魯夫要轉型就必然集中火力搞研發設計的心思，努力說服他將一些製造業務交給台積電，進而騰出更多精力去攻CPU，而且大表忠心與決心：台積電就是英特爾自己的廠，保管品質、效率和忠誠。

格魯夫認同了張忠謀的想法。

隨後，英特爾對台積電的製造進行了認證。

再隨後，台積電通過一系列極為嚴苛的認證，拿到了英特爾的訂單。

在英特爾這張世界通行證的助力下，台積電開始了高歌猛進的發展，連連成為台灣最會賺錢的公司，直到成為全球最賺錢的半導體公司。

如同強調台積電的成功首先是因為創新了商業模式。

張忠謀認為，一家企業要持續獲得成功，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正確的策略引領。

他將企業的策略分為大策略和小策略：大策略是要看趨勢，到大「紅海」之外尋找大「藍海」；小策略則要看客戶和對手，要從競爭中找准客戶需求和對手軟肋對症下藥。

技術領先、製造優越及客戶信任，正是他給台積電的三個關鍵策略。

如何做到？他總結起來是四個辦法：鎖定客戶、堅守陣地、設置障礙、永遠創新。

其核心要義是，不等客戶需要，就先按自己對產業趨勢的前瞻，把更好更領先的做出來，以此將客戶牢牢握在手中，並且牽著產業一起往前走。

這種主動領先性，也讓台積電成為電子產業大跨步的重要推手。

前些年的移動互聯浪潮，東、西半球兩大智慧型手機晶片巨頭——高通與聯發科，都是靠台積電迅速崛起的。

如今的人工智慧，英偉達等也是靠它先進位程的支撐。

技術上，張忠謀還始終奉行一個制勝之法：超常升維，降維打擊。

主動打破循序漸進的節奏，以跳空高開，隔代打擊，對競爭者絕對碾壓。

台積電與三星爭奪iPhone晶片處理器的戰爭中，他便將這一策略應用到極致。

半導體發展史上，行業技術更迭一直都謹守著摩爾定律──一年半到兩年之間，電晶體最小尺度的線寬（half-pitch）縮小至0.7倍（面積縮小至0.49倍，差不多是二分之一），並由國際組織──國際半導體技術藍圖聯盟（ITRS）統籌，領著業界一二一、齊步走，90納米、65納米、45納米……數字越走越小，成本越走越低，性能越走越先進。

但2010年，張忠謀卻突然出奇兵，以比摩爾定律更快的節奏把台積電推向巔峰。

他不露聲色，默默跳過當時應該推出的32納米，讓台積電直接推出28納米技術，去與包括三星在內的32納米技術競爭，不但贏得iPhone 6及後來系列產品晶片處理器的戰爭，還一舉創造了台積電歷史上最賺錢、稱霸時間最長的新產品。

但張忠謀的超前跨越並不是脫離實際的為趕超而趕超，而是基於現實，在有品質和品效保障上的追求極致。

若只看到他的跨越式反超，卻忘記後一點，然後試圖去用他的方式超越他，則會被引入誤區。

比如，三星也曾學習台積電的隔代高開競爭策略，但卻遭遇過快推出14nm，結果還不如台積電16nm的尷尬，相當於被台積電引入了技術追趕的「陰溝里」。

客戶信任方面，張忠謀強調絕對誠信，這也是他對台積電的核心要求之一。

2005年，張忠謀任命跟隨自己多年的得力幹將蔡力行出任台積電執行長，業界普遍認為這是蔡力行接班台積電的徵兆，但3年後他卻動議董事會罷免了蔡力行。

讓他下決心的，是蔡力行在執行一項人力計劃時有違誠信原則，並被一位職員的父親寫信報告給了張忠謀。

媒體報導稱，張忠謀在了解到真相後的10分鐘內，就做出了決定。

【讓對手發抖的人】

張忠謀1931年生於浙江寧波，上海讀完高中後由香港前往美國，先在哈佛大學就讀一年，然後轉入麻省理工，在麻省讀完機械碩士後，踏入半導體業。

期間，他先在一家小公司做主管，然後進入德州儀器，快速成為業界的新秀，並再進斯坦福讀半導體博士，直到成為德儀的半導體總經理，也是整個德儀的三號人物，以及當時在美國大公司站位最高的中國人。

從他執掌德儀半導體業務開始，世界半導體產業便進入到中國人Morris Chang（張忠謀英文名）不斷發起戰爭，並贏得戰爭的新時代。

德儀是半導體行業的老牌公司，到張忠謀帶領打仗時，飛速壯大的英特爾，已是它最強勁的對手。

坊間甚至傳聞，英特爾已把張忠謀當政視為擊敗德儀半導體的最佳時機，原因是，中國人還沒有打贏如此高科技戰爭的先例。

但張忠謀則是另外的想法：他要打掉英特爾的威風！

內存是英特爾當時最強的業務，並且已經做到世界最大。

張忠謀決定，德儀對英特爾的戰爭，就從內存開打：奪下英特爾在內存領域的世界第一。

他的看法是，科技產業的大企業一旦決定干一件事，就非得干成第一不可。

只有這樣，才能掌握主動權並獲得理想的利潤，否則，就會賠錢或陪跑。

也就是在那個時期，張忠謀就形成了主動超越對手視野，在技術上打破循序漸進，以跳空高開，隔代打擊，絕對碾壓對手的競爭思維和策略。

當時，整個市場以及英特爾的主力產品都是1K。

為奪第一，張忠謀要求德儀開足馬力，痛下血本，直接研發4K產品，對壘英特爾。

這個大膽決策遭到強烈反對，但張忠謀強勢推動並最終研發出了4K新品，很快就把英特爾打成手下敗將，這也成為英特爾退出內存市場的分水嶺。

除了技術領先，張忠謀還顛覆性地革命掉高科技不能討價還價的老規矩，發起一輪又一輪的價格戰，打得同行們一聽德儀就一腦門子的汗，甚至主動認敗。

他跟客戶簽訂協議：德儀所有的新產品，都將以每季降價10%的幅度往下跳水，而且說到做到，虧本也堅持。

這一策略一箭雙鵰：既打擊對手，即便對手在技術和品質追上來，德儀也依然有價格的優勢；也倒逼德儀，必須以生死時速加快產品和技術疊代，進而將技術領先和性價比卓越這兩大殺手鐧，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靠著技術、價格上一輪又一輪的進攻，執掌德儀的將近10年里，世界半導體市場上，只要是張忠謀主打的戰爭，除了他自己，都沒有別人可以勝利。

德儀在半導體領域的「世界第一」也始終被他緊緊握在手裡。

美國權威媒體則將張忠謀形容為「掀起全球半導體大戰，讓競爭對手發抖的人」。

德儀的威武下，張忠謀肇始的大跨步技術創新、自殺式價格策略，也逐漸成為整個科技業的新打法。

包括英特爾總裁格魯夫，這位曾多次當著張忠謀的面表示自己絕不接受降價策略的偏執狂，也最終放棄偏執，加入價格戰陣營。

1978年，在半導體世界有著輝煌戰績的張忠謀，被德儀安排了新工作：出任德儀消費電子集團總經理。

德儀原本希望他在半導體之外再造一個消費電子王國，但張忠謀卻從內心不認同德儀的轉型戰略。

他堅信半導體才更有發展前景，甚至經常大聲疾呼德儀應該加大半導體投資，進而與一門心思要搞消費電子的集團新總裁菲伯格格不入，也逐漸萌生了退意。

1983年，張忠謀在悶悶不樂中離開了德儀。

短暫的兜轉之後，他接受了有著台灣「科技教父」之稱的李國鼎反反覆復的邀請，於1987年，在台灣當局提供包括資本支持的傾力扶持下，創辦了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台積電）。

並且，一出手就定下雄心：

「當我辦一個半導體公司，當然要它長期繁榮。

那只有一條路——世界級。

」

【如果當初他來了大陸】

華商韜略算是大陸最早全面、權威報導張忠謀的團隊之一。

2005年首次采寫他的故事時，已經74歲的他就已閃電式地辭去了台積電總執行長職務，並強調：「我會慢慢交棒，跟每天的正在發生的事情漸行漸遠。

」

但台積電的這個班實在難交，直到2018年6月，當他親手開創的「雙執行長」計劃已實施5年之久，並且一切尚好，他才正式將台積電交給以劉德音為董事長、魏哲家為總裁的新一代。

可一旦退下來，他也是退得徹底。

過去兩年，他帶著太太週遊世界，享受生活的愜意，還在多個城市參加世界性的橋牌大賽，並且贏得很不錯的成績。

對於台積電的事情，他已基本閉口不談。

最近一次訪問中，除了強調台積電跟三星的戰役還沒有結束，只是「贏了一、兩場battle（戰役），整個war（戰爭）還沒有贏。

」對於其他的，便是「這要讓Mark（董事長劉德音）和CC（總裁魏哲家）決定。

」

張忠謀認為，優秀的CEO要「先器大識廣，再選擇地方深」。

最重要的，一定要知道如何做生意。

「因為商業社會，講好聽是『高度競爭』，講難聽是『人吃人』。

」

對於希望下屬成為什麼樣的領導？他說自己從來沒有建議過，也不會去建議，因為害怕剛剛講完就有人「東施效顰」，進而看不到真相。

培養人時，張忠謀讓自己當導師，而不是做領導。

「我當董事長的時候，是很多人的mentor（導師）。

從以前到現在，我大概mentor過60個人。

」張忠謀當導師的一個常規動作是，每個月與被指導的人吃一頓時間往往長達兩個小時，甚至更長的午飯。

若在此間，任何一方感到不爽，都可隨時終止：不再一起吃飯，也不再是師徒。

張忠謀算是華人社會經歷最豐富，也學歷最高、最閃耀的企業家。

因為生逢動盪時代，成人之前，他就已經居住過6個城市，在10個學校念過書。

有過去家離鄉、不知歸期的無奈與悲哀，也有過慷慨激昂、救國救民的大時代情懷。

幾十年後，他還在感嘆：那是一個多麼不同的時代！其悲哀與激昂，都不是非過來人可以理解與想像的。

擁有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史丹福大學三大頂尖學府就讀背景的張忠謀，對學歷卻並不感冒，甚至還慶幸自己曾在麻省理工申博時落榜。

因為讀了博士，他可能就與半導體無緣了。

對後來被公司送往斯坦福讀了半導體博士，他也是並不持完全正面的看法。

因為，讀這個博士，占用了他將近兩年的時間，耽誤了很多晉升機會。

不過，有一個好處是，「有了這個博士，我的自信心增加了。

德儀工程師裡頭博士一堆，我可以指正他。

有了博士，說話會比較有分量。

如果我沒有博士，而且是最新的半導體博士，他們也許不會聽我的指正。

」

至於讀博士學到了什麼，他的看法則是：

「我不念這個博士，也可以懂。

」

在麻省學習機械的張忠謀，踏入半導體行業也是一個有趣的故事。

當時，4家公司給了他工作機會。

其中兩家令他最為滿意，一是福特汽車，專業對口，待遇也好；另一家是名為「希凡尼亞」的半導體公司，公司不知名，但待遇更高——比福特高出一美金。

張忠謀希望去福特，但他不願少拿那一美金。

他覺得這不是錢的問題，是價值和尊嚴的問題。

於是自信滿滿地去討價：

「我恭敬地說，我很想來福特，但另一家公司的月薪比福特高，可不可以請你們考慮提高起薪？」

結果，那個面試時跟他談笑風生的人事專員，態度180度大轉彎：我們這兒不討價還價。

本來已經打定主意去福特的張忠謀，被福特的傲慢激怒了。

年輕氣盛的他，一氣之下，去了多給他一塊美金的「希凡尼亞」，一腳踏入半導體產業，然後：

眼睜睜地看著一起玩耍過的朋友摩爾（Gordon Moore）跟諾伊斯（Robert Noyce）創辦了英特爾，並在科技界一日千里的崛起；

眼睜睜看著每天一起吃飯聊天的同事傑克·基比（Jack Kilby），發明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集成電路，掀起半導體產業改朝換代的滔天巨浪；

眼睜睜地看著包括英特爾在內的對手如何在自己導演的一場又一場戰爭里落敗，眼睜睜地看著半導體如何改變世界，甚至左右地區和國家經濟的興衰……

因為一塊美金就告別福特，踏入半導體的經歷，也讓他在後來屢生感嘆：

「人生的轉折點，有時竟是這麼的不可預期！短短的一個電話，加上一時衝動的青年感情，就讓我和半導體結了一生的緣！」

作為一代產業巨人的張忠謀，當然也有一些獨特的個性。

少年時，他就更愛文學；後來念書，他也是對麻省理工「雖然十分的敬，卻只有五分的愛，遠不像對哈佛那樣愛的深沉」，理由是，哈佛更多姿多彩且充滿著人文浪漫光輝。

再後來，打著世界產業大戰的另一邊，是他拿著菸斗，讀著莎士比亞，打著橋牌，在世界歷史與藝術中流連忘返……

他在商戰上強悍無比，處世態度更剛直堅定：既不曲意逢迎，即使得罪人也在所不惜；也不稱兄道弟拉幫結派；更不走後門、不搞政商關係、不搞台面下的交易。

他對企業的社會責任，包括企業做公益慈善事業抱有不同態度。

他認為企業首先是要對股東、員工負責，將企業做好，有餘力，再為社會服務。

他甚至反對輿論一味地要求企業捐錢，做公益。

「這些，不是政府（收了稅金）該做的嗎？What's government for？（不然要政府幹嘛？）」

他曾經坦言，自己常常是知音難覓，但剛講完「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歡我」，就馬上跟一句：「但我並不準備改變。

「

以至於有訪問過他的記者感嘆：這個被全社會仰望的男人，其實與社會格格不入。

著名作家余秋雨也在給他的傳記序言中寫道：「他很少應酬，喜歡獨處，做的是人仰馬翻的熱鬧事業，過的是雲淡風輕的安靜生活。

」

對於金錢、權力和榮耀，張忠謀說：我並不輕視，但我也不把它們看得很重。

「這些都是過眼煙雲，鼓掌很快就會停止，這種情形，我看得很多。

」

與之對應的一個故事是，他曾把一雙鞋穿了10多年，太太要求換新的，他好幾次都拒絕。

終於走到店裡，導購小姐看了他的舊鞋子說：張先生，要是我們的顧客都像你這樣，那我們就關店了。

2005年，張忠謀寄給我一本他一個字一個字寫的《張忠謀自傳（1931-1964）》。

薄薄的一本里，他用了大量的篇幅回顧自己的童年、少年，以及那個動盪時代的國家和社會，字句中透著濃濃的家國桑梓之情。

其中一個篇章里，他深情地回憶高中畢業時，同學們喝酒、歡樂、道別的情形：

「夜已闌，我們漫步到黃埔江畔，大家湊了點錢，租了一條帆船到黃浦江上游江。

滿天繁星下，遠遠的上海如痴如醉如夢，也不知是我們醉了，還是上海醉了。

同游中有一人，乘酒意跑到船頭大喊：『黃浦江，我們還能在這裡住多久？』」

張忠謀感慨：「這樣的豪情，以前、以後都不曾再有。

」

由此可見，相對台灣，他對一直生活到成人的大陸可謂是更加情深。

在支持的華為事件中，媒體也曾曝出，他多次強調自己中國人的身份。

就在張忠謀於半導體荒蕪之地台灣創辦台積電的1987年，任正非在大陸創辦了華為，中國大陸必須重視與發展半導體產業的呼聲也日益強烈……

這不禁讓人去遐想：如果當初大陸像台灣一樣去邀請並支持他，今天全球半導體產業的格局，可能會很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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