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奇點轉換：苦難輝煌的任正非為什麼這麼火？

2016奇點轉換：苦難輝煌的任正非為什麼這麼火？

胡文

「28年只對準一個城牆口衝鋒」、「中國人就是因為太聰明了，5000年都受窮「、」只有長期堅持自我批判的人，才有廣闊的胸懷；只有長期堅持自我批判的公司，才有光明的未來」、「我們這個成功，是為了自己給老婆多賺點錢，不是為了世界榮譽，不是為了當世界領袖「、」以客戶為中心，以奮鬥者為本「、「高成本最終會摧毀你（深圳）的競爭力」……任正非這些金句連同他在機場獨自等候計程車以及食堂排隊打飯的照片，都成為了當下中國的一種網際網路現象。

正如」苦難輝煌「這個名詞只能用在任正非之前一樣，如果評選2016年的真正網紅，非任正非莫屬。

從Mate7化身「美腿妻」到開放時尚的「花粉俱樂部」，從諱莫如深到設立展廳和商城，從不接受採訪到一次接受新華社3小時採訪直至採訪成為常態。

無論是華為，還是任正非，都發生了令人驚訝的蝶變。

毫無疑問，任正非變了，華為也變了：變得更新銳、更主動、更透明。

那麼，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在」文過是非「看來，在當代中國的所有企業家中，任正非是最懂得媒體運作和新聞規律的企業家，所有這一切在2016年完成了一個奇點轉換——他不接受採訪，是因為他懂；他接受採訪，同樣是因為他懂。

前後如此矛盾、又如此完美地統一在一個人的身上，也唯有任正非。

由此，他成為最為人敬重的中國企業家。

這是觀察任正非的一個切入點，作為一名偉大的企業家，媒體觀就是他的世界觀，也是他的方法論。

不見記者：非同一般的定力

「華為的追求是在電子信息領域實現顧客的夢想，並依靠點點滴滴、鍥而不捨的艱苦追求，使我們成為世界級領先企業。

為了使華為成為世界一流的設備供應商，我們將永不進入信息服務業。

通過無依賴的市場壓力傳遞，使內部機制永遠處於激活狀態。

」

這是華為核心價值觀的一段經典話語。

除了「我們將永不進入信息服務業」這句話之外，任正非一直按照他的理念塑造著華為，影響著華為人的媒體觀。

「對待媒體的態度，希望全體員工都要低調，因為我們不是上市公司，所以我們不需要公示社會。

我們主要是對政府負責任，對企業的有效運行負責任。

對政府的責任就是遵紀守法，我們已經對社會負責了。

媒體有他們自己的運作規律，我們不要去參與，我們有的員工到網上的辯論，是幫公司的倒忙。

媒體說你好，你也別高興，你未必真好。

說你不好，你就看看是否有什麼地方可改進，實在報導有出入的，不要去計較，時間長了就好了。

希望大家要安安靜靜的。

」2001年，在一篇名為《華為的冬天》文章中，任正非說出了他對媒體、輿論的看法。

「我們不能在媒體上去辯論，這樣會引起爭論，國家紙太貴，為我們這樣一個小公司爭論太浪費。

為我們這樣一個小公司，去干擾國家的宣傳重點，我們也承擔不了這麼大的責任。

」這是任正非的媒體觀。

「國家的事由國家管，政府的事由政府管，社會的事由社會管，我們只要做一個遵紀守法的公民，就完成了我們對社會的責任。

只有這樣我們公司才能安全、穩定。

不管遇到任何問題，我們的員工都要堅定不移地保持安靜，聽黨的話，跟政府走。

嚴格自律，不該說的話不要亂說。

特別是幹部要管好自己的家屬。

我們華為人都是非常有禮儀的人。

當社會上根本認不出你是華為人的時候，你就是華為人；當這個社會認出你是華為人的時候，你就不是華為人，因為你的修煉還不到家。

」

2005年，任正非和蓋茨、賈伯斯等一同被美國《時代》周刊選入「世界最具影響力的100人」，但他一直保持著清醒和定力。

任正非從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採訪，無論你走任何途徑。

他說：「我只見給我市場的人，因為他們是我的衣食父母。

」即便有記者想走王石的路子也難以成功。

王石說這是任正非的規矩，哪怕是朋友也不能破例。

悄然的轉變

但是，任何事情都並非一成不變。

任正非也是一樣。

2008年華為創辦「心聲社區」是一個標誌。

2010年12月份，一位華為員工在「心聲社區」里發了一篇名為《改善和媒體的關係——轉自總裁辦文件》的帖子。

它顯示，2010年11月25日，任正非與公司高層、公關部門、品牌部門進行了座談。

任正非說：「公司要把我個人的心理障礙和公司的宣傳分開，因為華為是向上蓬勃發展的公司，必要的宣傳是需要的。

」他說：「在輿論面前，公司長期的做法就是一隻把頭埋在沙子裡的鴕鳥，我可以做鴕鳥，但公司不能。

」任正非要求「改善和媒體的關係，善待媒體」，任何員工都可以接受媒體採訪，高管也要敢於和善於與媒體打交道。

在2010年年報中，華為首次公布了董事會成員名單。

2011年年報里華為披露了各項業務的管理者名單。

2011年，華為將公司劃分為三大業務集團，分別面向運營商、企業和消費者。

2012年1月1日，華為官方微博正式開通。

一大批高管的微博也先後開通。

一個普遍的看法是，華為業務類型的轉變，促進了華為以及任正非媒體觀的轉變。

這些變化，在2013年最為明顯。

任正非第一次接受媒體採訪是在紐西蘭。

當地時間5月8日下午，他打破25年慣例出現在惠靈頓博物館酒店，首次就華為背景、個人歷史、退休計劃等問題回答了記者提問。

他說，「退休後想開一家咖啡廳，辦一家農場」。

但令人意外的是，他對於媒體的態度甚至有些狡詰——「對於媒體，我幾乎是全透明的」，理由是25年來他撰寫的文章不計其數，使得大量的個人見解已在媒體上曝光。

當年11月25日，任正非再度在法國接受媒體採訪。

他特意強調，「我一貫不是一個低調的人，否則不可能鼓動十幾萬華為人」，「在家我平時都和小孩一起瘋……我很樂意誇誇其談。

我並不是像外面媒體描述的低調的人。

」

在回答世界報記者「為什麼走上電信這一行」的問題時，任正非作了如下的回答——

如果我去賣水果，你也會問我為什麼去賣水果。

但是如果我聰明的話，不走上電信，也許對我的人生意義會更大。

如果我去養豬的話，這時可能是中國的養豬大王了。

豬很聽話，豬的進步很慢，電信的進步速度太快，我實在累得跑不動了。

不努力往前跑就是破產，我們沒有什麼退路，只有堅持到現在。

我根本跟不上電信發展的速度。

那個時候就是錯誤地以為電信產業大，好干，就糊裡糊塗地進入電信了。

進去後才知道電信最難干，它的產品太標準了，對小公司是一種殘酷。

但是我們退不出來了，因為一開業一點錢都沒有了。

退出來我們什麼錢都沒有了，生活怎麼過，小孩怎麼養活。

退出來，再去「養豬」的話，沒錢買小豬，沒錢買豬飼料。

因此也不可能改行了，只好硬著頭皮在電信行業前行。

這兩次報導頗有出口轉內銷的意味，使得任正非基本實現了去神秘化。

2014：受訪進入新常態

2014年5月2日，任正非在英國倫敦接受了多家媒體的聯合採訪。

這意味著任正非接受媒體採訪進入常態化。

在這次採訪中，在回答經濟學人記者「為何會轉業到深圳，而不是其它城市？」等一系列問題時，任正非作了詳細回答。

個人認為，這是任正非對於深圳最為精闢的論斷和感悟，當然也有他最大的傷痛。

這其中，給公眾最大的共鳴，是任正非對於孝敬父母的遺憾。

人們發現，任正非的苦難體驗與你我都是一樣的。

因此，任正非的奮鬥而帶有了普適性，甚至成為一種勵志想像體。

對於深圳，他這樣形容——

深圳是中國最早開放的地方，所以我就來到了深圳。

深圳的故事就跟矽谷的故事一樣，我們只能從書面上看見美國矽谷的故事，不能感知，但是深圳，我們可以投進去親身感知。

不知有多少與我同時代的人投進去了，可能有許多人被「燒死」，而我是僥倖從火里飛出的飛蛾。

其實我年輕時，身體非常好，後來在華為經歷的種種危機，讓我心力憔悴，比如資金斷裂風險、通貨膨脹風險、員工危機管理……等。

如果說華為和深圳留給我人生最大的回憶，就是痛苦。

我最大的痛苦，就是沒有及時孝敬父母，當我醒悟到要去孝敬父母時，他們已經不在人世，留給我終身遺憾。

在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的偉大決定指引下，中國未來二十年經濟發展應該是非常迅速的。

深圳是中國最先走開放改革道路的地方，不管人才如何流失，深圳還是會留下很多發展的基因。

而在回答華爾街日報提問時，任正非坦承：華為公司也會是貪婪的，我們只是盡力抑制。

我們在一段時間裡不上市，但我們不能保證，我們永遠不上市。

「永遠不上市」這句話，在邏輯上是不通的，因為生命不能永遠，所以承諾不能永遠。

但至少相當長的時間裡，我們沒有考慮這個問題。

這一表態，似乎又是對當初「永不進入信息服務業」之變的間接說明。

在此次採訪之後，任正非接受內地媒體採訪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果然，6月16日上午，任正非在華為總部，首次接受了國內十多家媒體的集體採訪。

他同樣敞開了心扉——

「大家都說我這個人不願意見媒體，從而說公司很神秘，其實是我個人性格問題，而不是其他原因。

因為我個人比較羞澀，不願意面對社會的榮譽，迴避這些的時候，就迴避了媒體。

所以我也在慢慢走向開放，讓大家看到我是什麼樣的人，從而讓華為最後一點神秘的面紗被撕掉。

」 「大家都說要揭開神秘面紗，其實揭開後一看有什麼呢？滿臉都是皺紋。

」

在回答「您最敬重的公司或者最強大的對手是誰」這一問題時，任正非說——

我們的競爭對手，就是我們自己。

在華為公司的前進中，沒有什麼能阻擋我們，能夠阻止我們的，就是內部腐敗。

最大的競爭者就是我們自己。

在回答華為是否搬遷總部這一老調問題時，任正非說：華為總部不可能離開深圳，我們從來就沒有考慮這個問題。

這種說法可能是媒體為了發稿率，在幫我們搬遷。

2015年：任式訪談的透明力量

在1月22日舉行的達沃斯論壇上，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參與了對話環節，從而完成了2015年首次公開訪談。

儘管他說「這次來是上了閉門會議的當」，但整個訪談中，他坦言創辦華為是被逼上了梁山。

同時，他談到了與軍方關係、對市場經濟看法以及華為公司治理等相關問題。

他表示，「自己並不神秘，什麼都不會，所以一般不亮相。

」「我的壓力就是發展太快了，賺的錢太多了。

怎麼解決對外分配、對內分配的矛盾問題，我覺得是最難的問題。

」

「我們真正碰到的最大敵人不是別人，就是我們自己。

」任正非直指內部腐敗。

他說，「我講講我們這次寬恕那些事情。

比如說我們要用五年的時間實現帳實相符，帳和實際是相符的。

但是我們現在做不到。

所以我們去年12月31日，赦免大家坦白從寬，凡是業務上做假都坦白從寬，我們坦白的人是四千到五千人。

四千到五千人，是什麼人？小兵沒有他的份兒，小兵想坦白他有啥。

就是說我們內部的治理結構還是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

」

在」文過是非「看來，當任正非在公開場合直言腐敗問題的時候，任正非已經實現了一家非公眾上市企業的「全透明」。

他用自己的平實轉身贏得了媒體，也贏得了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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