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政調整：美國經濟新政對美中影響（1）

【財新網】（專欄作家 哈繼銘）美國新政府已經示意了其在主要經濟政策領域，包括金融、貿易和政策監管等方面的變化，如果這些政策變化得到了具體的執行，可能至少在短期內推動美國經濟增長及通貨膨脹預期，從而引起美聯儲在貨幣政策上的回應。

本文依據文章撰寫之時所獲得的信息探討可能的政策變化，並評估其對美中經濟的潛在影響。

一、稅收政策調整

（一）美國稅收政策調整的前景和挑戰

川普總統及共和黨倡議的稅收改革將大大降低個人和企業的邊際稅率，將稅收的標準減除額提高到現在的近四倍，限制和廢除一些稅收支出，廢除個人和企業的可替代最低稅、遺產稅和贈與稅，引進邊境調節稅並對美國公司的外國子公司當年利潤徵稅（欄目1）。

一些分析師估計，該計劃將大幅度降低聯邦收入，並在未來十年將債務與GDP的比率提高約30個百分點。

削減稅收至少在短期內能夠刺激就業率、儲蓄和投資，以及其他類似方面。

該計劃還將減少資本配置中的稅收扭曲。

從理論上來說，低稅收的供給側效應能夠增加就業機會，從而提高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

該計劃還提出通過以一次性、低稅率的方式對公司的累計外國利潤進行徵稅，以此過渡到新的稅收制度，這一方式有可能部分抵消擬議中的稅務減免所造成的收入損失。

然而，估計的收入損失將會擴大聯邦預算赤字並增加政府借貸，這將推高利率並擠壓私人投資，抵消計劃所產生的部分或全部積極刺激作用。

而邊境調節稅政策將導致強勢美元，這可能會削弱稅收對貿易的作用——根據評級機構穆迪的估計，20％的進口稅可能會導致美元高達25%的升值。

抵消如此巨大的赤字將需要前所未有的削減聯邦支出，這是不可能實現的。

此外，擬議的所得稅減免可能會使稅後收入分配惡化——減稅會降低每個收入階層的稅收負擔，但是高收入納稅人將會享受最大幅度的減免，不論是從實際數額還是從稅收占收入百分比的角度來說都是如此。

欄目1. 川普稅收倡議的主要內容

個人所得稅：主要內容包括將目前的從10%至39.6%的七個稅級縮減成10％、25%和35％的三個稅級；提高標準減除額; 限制分項扣減的稅值。

營業稅：主要內容包括將公司稅率從目前的35％降至15％，對美國公司的外國子公司累計利潤徵收高達10％的視同匯回稅。

邊境調節稅：眾議院共和黨人的稅收改革計劃提出將公司稅制度轉化為一種「基於目的地的現金流量稅」（DBCFT）。

「基於目的地」指的是根據商品和服務的消費地點而不是生產地點來適用美國公司稅的概念。

邊境調節——禁止進口商品的稅收扣除並忽略與出口相關的收入，則是實現這一概念的方式。

「現金流」則是指建議取消對利息支出的收稅扣除和其他稅收優惠，但允許資本投資全額支出享受扣除。

綜上所述，這些舉措旨在將美國公司稅從以收入為基礎轉移到以消費為基礎。

不過，很多分析師質疑這一方案的前提，即匯率將為抵消進口稅和出口補貼的增加而進行調整。

（二）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我們預期美國國會將通過包含公司稅改革內容的減稅計劃，但稅收政策變化不會像提議的那樣覆蓋所有方面。

由於一些共和黨參議員公開反對以及越來越多的共和黨眾議員表達關切，邊境調整稅可能面臨嚴峻的阻力。

儘管許多共和黨國會議員堅稱稅收法案將是收入中性的，但政策的執行很有可能導致更高的財政赤字。

雖然美國稅收改革的最終方案還有待觀察，但它們可能對中國經濟和決策者產生重要的影響。

在邊境調整稅下所產生的更為強勁的美元將增加人民幣貶值的壓力，事實上人民幣在2016年與美元的比值已經下跌了6.8％。

但是，川普總統在競選過程中抱怨人民幣貶值，甚至威脅到將中國定性為匯率操縱國（儘管他最近的態度似乎有所調整）。

這將使決心維持人民幣兌一籃子貨幣穩定的中國政策決策者陷入兩難境地。

由於美元走強，人民幣與其他主要貨幣都將不可避免地貶值。

大幅度的企業所得稅減免將使美國成為中國企業更具吸引力的投資目的地，而這將增加資本外流壓力。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儘管美國總統川普認為美國的公司稅太高，但許多中國企業家認為，雖然中國有相對較低的法定稅率（25%）但有效稅率卻要比美國高得多，最近引發了對中國「致命稅率」的激烈辯論。

他們之所以決定在美國投資生產部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的中國高稅收。

截至2016年，中國的稅收和政府一般收入分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7.5％和21.4％，與主要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相比並未表現出過高。

但實際上，實際稅收負擔可能更高。

2017年世行「營商環境報告」的排名估計：中國企業通過直接和間接稅收計算的總稅負占利潤的68％，而美國則為44％。

除去法定稅款外，在中國企業的「稅收負擔」還包括為就業人員支付的社會保險、土地成本、資金和融資費以及各種政府附加費之類的非稅收支出。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的稅收制度需要結構性改革，以便其更有利於經濟轉型。

首先，中國的稅收依賴於間接稅（如營業稅），占總收入的70％，而直接稅收入只占30％。

這與其他直接稅收發揮更重要作用的國家形成鮮明對照。

間接稅，如增值稅，本質上是累退的，因為低收入家庭必須承擔不相稱的更高的稅收負擔。

這對中國經濟向消費主導型轉型沒有幫助，因為低收入家庭傾向於具有更高的邊際消費傾向。

降低營業稅將有助於中國實現經濟再平衡，這需要提升消費需求，降低投資需求。

低消費/高儲蓄率已經導致中國經濟高度依賴投資增長（圖1和圖2），助長了產能過剩問題和高額企業債務。

第二，中國應該儘快實施不動產稅。

最近幾年中國房價急劇上漲，在大城市尤其明顯。

其結果是可購性顯著惡化，中國大部分一線城市已成為世界上可購性最低的城市（圖3）。

房地產價格高企不僅會推高產業槓桿水平帶來金融風險，還會增加中低收入群體對社會的不滿。

此外，膨脹的房地產業也擠壓了其他產業的活動。

第三，政府間財政關係需要精簡和合理化。

解決支出需求與收入分配失配問題的改革已經拖延，應該立即著手推進。

中國地方政府負擔大約70％的支出需求，但只得到政府一般性收入的55％。

儘管中央政府有財政轉移，地方政府仍有強烈的動機在法定稅收以外收取費用，通過土地出讓產生額外收入，通過創設金融工具來規避借貸規定。

這些都是造成上述過高稅負的根本原因。

地方政府及其附屬企業的高額債務以及借貸行為缺乏透明性，導致了金融風險上升（圖4、圖5）。

房價高企主要是由於地價上漲，對地方政府來說也是一種實際上的稅收。

（未完待續）

作者為原高盛投資管理部中國副主席暨首席投資策略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