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及其信仰維度 -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換言之，正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把自由的超越性融入自身，它才可能夠被人們理解並接受成為生命和生活的理想、信念和信仰﹔正是奠基於人的自由解放之上的共產主義信仰，才 ... 理論中國網  | "黨的文獻"公眾號 "黃城根下"公眾號 "黨的歷史"公眾號 （微博）黨史網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理論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 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及其信仰維度 ——讀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作者：張興國 闞玉雙   發布時間：2015-12-29   分享到： 一、傳統共產主義觀辨誤 傳統共產主義觀主要表現為兩種傾向： 其一，強調科學性，忽視價值性的傾向。

通常，我們在對馬克思主義（包括共產主義思想）理論的理解上，偏重於強調其揭示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發現和指出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把馬克思主義等同於自然科學理論，變成一個純粹的客觀真理體系。

這種傾向在關於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研究中也有所表現。

比如有學者認為，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發展經歷了從“哲學階段”到放棄“哲學”立場，“離開哲學基地”的轉變過程﹔經歷了所謂從“哲學共產主義”轉向“科學共產主義”的蛻變過程。

把馬克思思想的演變過程區分為從“哲學”到“科學”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階段。

在筆者看來，兩個階段的本質區別在於：（1）關於共產主義理論的出發點：從“原則”出發和從“現實生活”出發﹔（2）共產主義代表誰的利益：代表“人類”利益和隻代表“無產階級”利益﹔（3）對共產主義歷史必然性的理解：從“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質的矛盾”出發和從“現實生活的基本矛盾”出發[1]。

這裡，筆者列出的三點區別實際上隻有兩點（第三點可歸入第一點）。

這兩點也有可商榷之處，比如，人們對事物的認識包括理解和評價兩個方面，現實生活中，人的思考的出發點是“原則”（基本概念、原理等）還是“現實生活”，不是絕對的，要作具體分析﹔而且，現實生活也是多層次、多緯度的、內涵豐富的綜合性概念﹔“思想原則”也是“現實生活”的組成部分﹔另外，無產階級的本質屬性規定了它的利益與全人類的利益是一致的，這一點馬克思、恩格斯不止一次地做出申明﹔明確指出，他們的共產主義及價值目標是全人類的解放，隻不過人的解放需要通過無產階級解放的方式才能實現。

這是因為，無產階級是在資本主義接替封建制社會過程中形成的一個“特殊等級”，這個等級身處“一個由於自己遭受普遍苦難而具有普遍性質的領域，……一個若不從其他一切社會領域解放出來從而解放其他一切社會領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領域”[2]。

這就必然表現為“社會從私有財產等等解放出來、從奴役制解放出來，是通過工人解放這種政治形式來表現的，這並不是因為這裡涉及的僅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為工人的解放還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為整個的人類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對生產的關系中，而一切奴役關系隻不過是這種關系的變形和后果罷了”[3]。

而問題的實質，主要還不在於把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人為地劃分為“哲學”和“科學”兩個階段，而是徹底割裂了所謂“哲學共產主義”與“科學共產主義”兩個階段之間的本質聯系，沒能看到兩個階段在終極目的——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上的一致性，忽視了馬克思共產主義不僅僅是科學真理，還蘊含著終極價值，是科學理性與人文精神的統一體。

其二，強調實體性，忽視超越性的傾向。

對馬克思共產主義的“科學化”理解的傾向，實際上用自然科學研究通行的所謂純客觀的自然主義方法，來認識社會人文領域中的事物﹔這種觀念和方法難免直接導致對社會人文思想或理論從感性的功利動機出發做出“實體性”的理解。

這種傾向在實踐中的主要表現：首先將共產主義設想和描繪成一個完美無缺的社會狀態、制度或藍圖﹔而實際情況是，現實生活中人們對那種完滿的理想社會的理解，是因人而異、五花八門的﹔如認為共產主義就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共產主義就是“公共食堂”“土豆燒牛肉”﹔共產主義就是“想啥有啥，要啥拿啥”等等。

然后，再把對共產主義的暢想強行無條件地加以現實化、當下化﹔在我國大躍進年代，就曾有過“一天等於二十年，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提法甚至做法。

對共產主義實體化理解的直接表現和結果是：具有因果關系的兩種現象“共時性”存在，理想的“現實化”與現實的“虛幻化”。

總之，以往從理論、運動和制度“三位一體”的理解方式，缺失了共產主義（通常言說的共產主義信仰，也多半僅限於“制度”的層面）的信仰緯度，或者說對共產主義的理解還未能達到信仰的高度。

而缺失信仰的緯度和高度的共產主義，注定是不完整的，不是真正的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因為它削減掉了共產主義大廈的“軟件系統”——人文意蘊，進而讓實體化、科學化的技術理性遮蔽了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所富含的價值理性的終極關懷。

而且，“科學化”和“實體化”兩種理解內在相通：“科學化”（強調規律性、必然性）必然導致“實體化”（著眼於“制度”）。

從思維方式上看，對共產主義作“科學化”“實體化”的理解，是知性思維的典型特征﹔由於它無視甚至剝離了事物的思辨性質和超越緯度，對事物的理解總是“單向度”的、片面的，因而是導致“信仰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

因此，化“危”為“機”路徑，就是在對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作整體的、辯証的闡釋基礎上，弄清楚共產主義在何種意義上是一種“信仰”。

二、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生成邏輯 在馬克思主義作為社會批判理論的意義上，馬克思思想的演進經歷了從宗教批判進入政治批判，從政治批判再進入到經濟批判的邏輯過程。

“三大批判”的主要成果分別為：宗教批判，使對社會批判的視界從天國回到塵世﹔政治批判，澄清了國家、法與市民社會的真實關系，發現了政治的經濟性質，為政治找到了其經濟基礎﹔經濟批判，在揭示異化勞動與私有財產關系的基礎上，展示了人的本性以及人類未來走向和終極願景。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馬克思思想的演進過程的“三大批判”，不但具有環環相扣的嚴謹邏輯，而且有一個共同的主題或出發點，這就是“人類解放”。

1.從宗教批判到政治批判。

中世紀的歐洲，是宗教主宰社會、神統治人的時代﹔因此，對於跨入近代的西方社會而言，恢復人的主體地位，把顛倒了的人神關系顛倒過來，把宗教和社會徹底區隔﹔是“人類解放”的社會理想面臨的首要時代課題，因而張揚人性成為歐洲文藝復興乃至啟蒙運動的思想主題。

馬克思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展開了他對宗教的批判。

而且馬克思清醒地認識到，“對宗教的批判是對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4]。

而且“對宗教的批判就是對苦難塵世——宗教是它的神聖光環——的批判的胚芽”[5]。

馬克思的宗教批判受黑格爾哲學理性主義影響，堅持用人的理性批判宗教的非理性。

同時，費爾巴哈從他的哲學人本主義出發對宗教本質的剖析，對馬克思的宗教觀產生巨大的影響﹔馬克思從費爾巴哈把宗教的本質歸結為人的本質異化的分析中，進一步認識到了宗教的非人性一面﹔堅定了馬克思從人性出發說明神性而不是相反的思維路向，通過確証人性而否定神性。

“於是，對天國的批判變成對塵世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變成對法的批判，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6]。

完成了從天國到塵世的回歸。

正是這一思想回歸，使馬克思超越了黑格爾唯心主義的純思辨的理性和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抽象人性﹔這種回歸中的超越集中表現在馬克思從宗教批判進入政治批判。

馬克思在對宗教批判中發現宗教批判本身的局限性，源於資產階級革命取得的政治成果的局限性。

作為資產階級革命成果的“資產階級的‘信仰自由’不過是容忍各種各樣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工人黨則力求把信仰從宗教的妖術中解放出來”[7]。

也就是說，資產階級革命所爭得的自由僅僅是資產階級自己的自由，在這個基礎上的宗教批判必定是有局限的、不徹底的和矛盾的﹔因而針對革命者（資產階級）本身的批判是必要的。

這樣一來，政治批判就成為從天國回到塵世之后，對塵世本身批判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2.從政治批判到經濟批判。

馬克思政治批判的機緣是他在擔任《萊茵報》主編期間，因遇到“物質利益的苦惱”即所謂林木盜竊問題，開始實際地關注社會中窮苦人的生存狀況和命運，看到了物質利益對國家和法律的支配作用。

馬克思通過對歷史尤其是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深入研究，以求解決困擾著他的國家與市民社會、政治與經濟關系問題﹔這一研究和探索的重要成果，就是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表達的一個重要思想：不是國家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

之后的德法年鑒期間，馬克思在“人類解放”這一根本的理想信念的牽引下，從經濟決定政治的基本觀點出發，在《論猶太人問題》中駁斥了鮑威爾的兩個錯誤觀點：一是將猶太人的解放歸結為廢除宗教、宗教是一切罪惡的源泉的謬論﹔二是將人的解放歸結為通過國家改革來實現的資產階級政治解放。

馬克思在肯定資產階級的政治解放“是一大進步”[8]的同時，指出政治解放的歷史局限性在於“國家從宗教得到解放並不等於現實的人從宗教得到解放”[9]。

因為，“政治上從宗教中解放出來並不是徹底的沒有矛盾的解放，因為政治解放並不是徹底的沒有矛盾的人類解放的方法”[10]。

也就是說，“政治解放本身還不是人類解放”[11]，這裡，馬克思明確提出了作為政治解放之超越的“人類解放”概念。

那麼，政治解放與人類解放的區別何在呢？從結果上看，擺脫了宗教信仰統治的資產階級政治解放，僅僅是資產階級為自己爭得了政治自由（資產階級自己的政治解放）﹔而對無產者、勞動者而言，不但沒有在政治上得到自由，反倒由於整個社會處於“私有財產對人的統治”之中，進而陷入更加全面、持續且不斷加劇的貧困和不自由的境況。

在馬克思看來，“隻有當現實的個人同時也是抽象的公民，並且作為個人，在自己的經驗生活、自己的個人勞動、自己的個人關系中間，成為類存在物的時候，隻有當人認識到自己的‘原有力量’並把這種力量組織成為社會力量因而不再把社會力量當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開的時候，隻有到了那個時候，人類解放才能完成”[12]。

按照馬克思對人類解放的理解，這種不再有局限的、不再矛盾因而是完全、徹底的解放，其根據和條件，決不在宗教說教中，也不在資產階級的政治解放裡﹔馬克思相信，人類解放作為“整個革命運動必然在私有財產的運動中，即在經濟的運動中，為自己找到經驗的基礎，也找到理論的基礎”[13]。

馬克思從資產階級政治解放的局限性中看到了政治解放與人類解放的區別，進而引導馬克思從政治批判進入經濟批判。

這一轉變首先並集中體現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中，在這裡，馬克思將“人類解放”的信念和目標投射到人類生存最真實的經濟生活的歷史境遇之中。

3.在經濟批判中發現共產主義。

馬克思曾明確坦言，他的思想旨趣的“優點恰恰在於我們不想教條式地預測未來，而只是希望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14]。

的確，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的社會批判特別是經濟批判中，終於在人的生存的根基處同時也是社會歷史的前提——經濟生活中找到了人類解放的根據和條件，發現了這個新世界——共產主義。

我們似乎可以從《手稿》內容的兩個標題領會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圖景的基本邏輯架構：一是“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二是“私有財產和共產主義”﹔把這兩個標題聯系起來就構成一個邏輯遞進式：異化勞動→私有財產→共產主義。

這應該就是馬克思經濟批判的思維邏輯，也是馬克思在經濟批判中共產主義思想的生成邏輯。

在“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部分中，首先，馬克思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性考察，是“從國民經濟學本身出發”“從國民經濟學的各個前提出發”[15]的﹔其次，馬克思對私有財產的分析，以異化概念作為思維工具，從資本主義社會的私有財產和工人勞動這個“當前的經濟事實出發”[16]。

並從對這“一個經濟事實”[17]的分析，凝練出“異化勞動”的命題﹔同時展開他的著名的異化勞動理論——異化勞動的四個規定：勞動產品和工人相異化﹔勞動本身與工人相異化﹔人和人的類本質相異化﹔人與人的關系相異化[18]。

“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的分析表明，馬克思對異化勞動的多重闡釋，其旨意不但要回答異化勞動“是什麼”——異化勞動的本質，而且還要闡明異化勞動“為什麼”——勞動發生異化的根源﹔這樣的思考，就將異化勞動與私有財產聯系了起來。

正是基於這樣的問題意識和思考路向，馬克思敏銳發現並尖銳地指出了國民經濟學的錯誤在於：“國民經濟學從私有財產的事實出發。

它沒有給我們說明這個事實。

”“它把應當加以闡明的東西當作前提。

”[19]與國民經濟學不同，馬克思把私有財產作為分析的對象，以異化勞動為分析工具，在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互為因果的相互關系中，揭示出了勞動是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勞動異化的本質是人的異化。

就這樣，馬克思對國民經濟學家作為“前提”的私有財產，進行了前提性批判﹔在國民經濟學家隻看到“物”的地方，馬克思發現了“人”。

特別要指出的是，馬克思在對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批判中，首次給人的本質下定義：“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特性。

”[20]馬克思對人的本質、本性（類特性）的精深認定意義非凡，它不僅揭示了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的否定性本質——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與人的自由自覺的本性根本對立，更重要的是它從根本上指明了揚棄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的未來前景和道路，同時也使馬克思“人類解放”的理想信念更具現實性品格。

至此，馬克思的思路從“私有財產”進入“共產主義”。

馬克思在此前對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的分析中認識到，在人的生命活動性質（即人的本性）的意義上，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既與人的本性對立又生成於人的生命活動之中，這種既矛盾卻又真實的狀況表明，對私有財產和異化勞動的否定（揚棄），不在人的活動之外，就在人的活動之中，實質上是人對自我異化的自我揚棄。

因此，在“私有財產和共產主義”部分中，馬克思首先明確：“自我異化的揚棄同自我異化走的是一條道路。

”[21]以此為思考前提，馬克思首次對他的共產主義思想作出最為深刻、完整的表述：“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佔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自覺的和在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范圍內生成的。

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之間、人和人之間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証、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

它是歷史之謎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這種解答”[22]。

可以說，這一經典表述，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的“真精神”——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世界觀，在人類思想舞台上的精彩亮相，也是馬克思以“人類解放”為宗旨的共產主義思想體系庄嚴而隆重的歷史性出場。

我們對此嘗試作如下解讀：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世界觀），是一個由以人為根本、以自由為核心、以“三個統一”為基本內容構成的完整思想體系﹔（1）以人為根本，意味著在終極價值指向上的認定：共產主義是人的本質自我異化的積極揚棄，不是單純人對物的擁有、佔有﹔共產主義的實現，不但是“為了人”，而且必須“通過人”的自覺活動才能完成﹔而完成的標志就是人與自然、人與人（社會）、人與自身達到和諧統一。

（2）以自由為核心，是指共產主義思想的核心是人的自由，共產主義實現的核心標志是人的自由的實現。

所謂“人的本質的真正佔有”“合乎人性的人的復歸”，就是指人對自由的享用（佔有）和自由的實現（復歸），由於自由是人的本性，所以自由的實現和享用當然是“為了人”（為了每一個人，為了一切人）的，也必然要“通過人”（不是人以外的某種力量）自己的實踐才能完成。

（3）“三個統一”即人與自然、人與人（社會）和人與自身實現和諧統一，它是前面的“根本”與“核心”的邏輯展開與實踐的具體化﹔換言之，“三個統一”既是人的自由內涵的邏輯結論，又是人的自由實現的實踐結果。

馬克思“三大批判”的意義和價值是多重的：橫向看，“三大批判”涵蓋了經濟、政治、精神三大領域，是對社會生活的整體性批判﹔縱向看，“三大批判”呈現的是馬克思思想演進的邏輯，即從“精神”進入“政治”、再到“經濟”領域的批判性反思過程﹔從馬克思人類解放的終極信念來看，這一邏輯過程，既是前進也是“復歸”——前進性復歸：從神性向人性復歸、從政治向經濟復歸、從理論思維向實踐思維復歸。

從縱橫綜合的角度看，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三大批判”的最高成果。

共產主義的發現，標志著馬克思對社會的總體批判取得的綜合性成果，也是馬克思在朝向“人類解放”目標的思想演進過程中，在揚棄了宗教、政治之后的第三個環節（經濟批判），即“自覺地和在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范圍內生成的”[23]。

總之，共產主義的發現，就是人的發現，人的解放條件和途徑的發現﹔回答了人類解放“是什麼”和“如何可能”的問題。

因此，馬克思才自信而堅定地指出，共產主義“它是歷史之謎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這種解答。

”至此，馬克思在“共產主義”這裡找到了“人類解放”的理想信念的“居所”，同時“人類解放”的理想信念也為“共產主義”提供理性、道德的合法性依據﹔二者實現了歷史與邏輯一致性意義上的合二為一。

三、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辯証本性 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生成邏輯表明，“人類解放”與“共產主義”之間具有歷史的、邏輯的內在一致性﹔而人的有意識的自由的類特性則是二者“一致性”的前提乃至共生的根基。

這一生成邏輯，為我們對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科學理解，提出了明晰的思路：隻有從人的自由本性出發，進行闡釋“共產主義”思想和“人類解放”理想，才能具備科學品格因而是“合規律”的、必然的﹔才能兼備人文的境界因而是“合目的”、應然的。

這樣的“共產主義”思想和“人類解放”理想，既立足於科學理性根基又佔據道德的制高點——現實性與超越性統一。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的雙重屬性即“現實性”與“超越性”，是如何根源於人的自由本性的呢？對此，我們可以從馬克思在《手稿》中，關於人的本性的精深闡釋中得到啟示：馬克思從定義“生命活動的性質”的角度對人和動物做出本質區分，指出：“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特性。

”[24]就是說，人和動物都有生命活動，二者區別在於生命活動的“性質”不同﹔“動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一的”[25]。

而“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開來。

由於“人把自身當作現有的、有生命的類來對待，因為人把自身當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來對待”[26]。

“正是由於這一點，人才是類存在物。

”也“僅僅由於這一點，它的活動才是自由的活動”[27]。

因此，自由是人的生命活動區別於動物生命活動的根本之點﹔也就是說，人的生命活動所具有的能動性、超越性特征，源於人獨具的有意識的自由的類特性。

那麼，如何理解自由是人的生命活動的性質，是人的本質、本性呢？按照馬克思的理解：第一，人的生命活動性質是有意識的類生命。

這是最根本的一點。

有意識意味著人至少有兩點不同於動物：一是人的意識創造對象世界。

人不但把外部自然界作為認識對象，而且還能“使自己的生命活動變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識的對象。

”“就是說，他自己的生活對他來說是對象”[28]。

二是人的意識意味著人是類存在物。

“種”和“類”是動物和人兩種不同性質的存在方式，“種性”和“類性”是動物和人兩種不同性質的生命活動特征。

“種性”意味著動物與自己生命活動的直接同一性，說明動物的生命及其活動隻限於單一的、無差別的、不變的種的范圍內﹔而人的類生命及其活動具有超越性，突破種的界限使生命活動更加豐富和富於變化，這就是人獨具的超越性、豐富性、開放性的類特性、類本質。

人的意識性和類性互為因果、相互確証，所以馬克思說，正是由於人是有意識的生命活動這一點，“人才是類存在物。

”反過來說，“正是因為人是類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識的存在物”[29]。

第二，人的生命活動方式是對象化的、實踐的，是改造對象世界的活動。

人的自由的、有意識的類本質，還必須通過感性的實踐活動表現出來﹔或者說，人還要通過對象化的勞動（生產）活動証明自己是自由的、有意識的存在物。

由於“勞動的對象是人的類生活的對象化”[30]，“因此，正是在改造對象世界中，人才真正的証明自己是類存在物”[31]。

在馬克思看來，是否具有對象化或非對象化特征不是人與動物活動的根本區別，區別在於對象化活動（生產）的方式不同：在空間的意義上，“動物的生產是片面的，而人的生產是全面的”[32]。

因為受肉體需要的限制，動物的需要遠不如人的需要那樣豐富多彩且變化多端。

所以，“動物的產品直接屬於它的肉體，而人則自由地面對自己的產品”[33]。

在時間的意義上，由於受肉體需要的影響不同，動物的生產是即時的、當下的，人的生產可以是延時的、長遠的。

人能夠在“不受肉體需要的影響下也進行生產，並且隻有不受這種需要的影響才進行真正的生產”[34]。

第三，人的生命和生產活動蘊含著“內在的尺度”，遵循著“美的規律”。

這是自由作為人的本性、本質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

對此，馬克思是這樣表述的：“動物只是按照他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並且懂得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於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35]。

這裡，馬克思從“尺度”的視角對人的活動和動物活動做出區分，是在更深刻、更本質的層面上揭示了人的自由本性和本質的真諦。

“尺度”含有標准、界限、目標、權衡、規格、結構等意思。

因此可以說，尺度內涵於一切事物之中，“尺度”規定了事物的存在及其運動的性質和樣式。

人與物特別是與動物不同之處在於，人之外的事物（包括動物）隻有“外在尺度”，動物與其他無機物或有機物的區別在於，動物能“運用”外在尺度而其他的物不能﹔但與人比較，動物活動隻遵循外在尺度（種的尺度）而且大多是被動的、無意識的﹔而在人的活動中蘊含並自覺運用著兩種尺度。

“外在尺度”即“物、種”的尺度，反映了物（含動物）本性是自然前定的，它規定了物的存在性質也圈定了其活動的范圍界限﹔“內在尺度”即“人、類”的尺度，它反映了人的本性是自為規定的，因而人的活動具有創生性和超越性。

人的活動之所以是自由的，因為他突破了“種”的限定，自覺能動地將兩種尺度運用於活動之中，特別是內在尺度的自覺運用，即把人的需要（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美的規律作為認知、評價和改造、事物（包括人的活動）的尺度。

綜合以上三點似乎可以這樣理解：如果說人的意識活動在精神領域創造了對象世界，而人的生產實踐活動在感性世界中實現了對象世界的改造的話﹔那麼，人在意識和實踐活動中形成並能夠實際地運用於生產中的“內在的尺度”——人的尺度（美的規律），則創造了真正屬人的世界——“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的對象世界。

在這個意義上，人的自由的、有意識的類特性體現了真——意識“創造”對象世界、善——生產實踐“改造”對象世界、美——按照美的規律“構造”對象世界——的統一。

這種真善美的統一，就是作為人的本質的自由的雙重屬性的同一的對象化、外化：“現實性”重在求“真”，“超越性”重在求“善”，二者統一則旨在生成“美”。

共產主義的雙重屬性（現實性與超越性）的統一所展示的正是這種真善美統一的理想境界。

按照馬克思關於自然科學和人的科學相互包含因而“將是一門科學”[36]的觀點，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就是人學——關於人的科學﹔馬克思主義不過是人（人的本質、人的生存與發展）的理論表達與邏輯展開。

因此，“現實性”與“超越性”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雙重屬性，也不過是人的本質屬性的一種表達和彰顯方式而已。

在這個意義上，共產主義的雙重性表現的就是人的本質的雙重性，自由的雙重屬性，進一步說，共產主義信仰，就是對自由的超越性特征的肯認，就是對自由的信仰。

人類的生活實踐也証明，自由並非遠在天邊的神物或無際的幻想，它就存在於我們的現實生活之中，並在現實生活中不斷地實現著，自由是現實的。

同時我們還會發現，實現自由之路沒有盡頭、沒有終點，追求自由的人們永遠“在路上”﹔這就是自由的超越性一面，即自由的生成（未完成）性、不可窮盡性。

有限與無限、相對與絕對可能是哲學上與現實性和超越性對應的范疇﹔如果用這兩個成對的哲學范疇來解釋自由的雙重屬性的話，自由的現實性就是指自由的有限性、相對性，而自由的超越性則是指自由的無限性、絕對性。

按這樣的理解，在自由的超越性（即共產主義作為信仰）的意義上，我們必須承認，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所展示的人與自然、人與人（社會）、人與自身矛盾的“真正解決”，即“三個統一”最終實現的人類未來，是一個極其恢宏高遠的境界﹔它的終極達成“不是人類在有限和特定的時空中所能企及的”[37]。

正因如此，馬克思在《手稿》中沒有將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制度來看待，而是認為“共產主義本身並不是人的發展的目標，並不是人的社會的形式。

”“它是人的解放和復原的一個現實的、對下一階段歷史發展來說是必然的環節……和有效的原則”[38]。

直到《資本論》時期，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的超越緯度的理解仍未改變，堅持認為在物質生產領域，人永遠處於“必然王國”的狀態之中﹔而“真正的自由王國”，則“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因而按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於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39]。

這意味著，自由的本性在於它是人的使命，一種本質的、終極的可能性，自由存在於意識到不自由而自覺去追求自由實現的漫長歷史進程中。

1.“人類解放”是貫通馬克思本人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雙重活動的共同“主題”。

這個“主題”蘊含在馬克思思想演進的始終，經歷了從“立題”到“破題”的歷史與邏輯進程。

大致概括來看，如果將宗教批判→政治批判→經濟批判看作“大邏輯”過程的話，那麼，《手稿》中馬克思在經濟批判中體現的異化勞動→私有財產→共產主義的邏輯過程，可稱之為“小邏輯”。

在人類解放“主題”的意義上，“大邏輯”是“立題”的過程，“小邏輯”則是“破題”的過程。

其一，馬克思“三大批判”的邏輯証明，人類解放的基地不在宗教（精神）領域，也不在（資產階級）政治領域，而在於對社會經濟領域的批判和實際改造之中，在社會經濟生活領域馬克思找到了人類解放的真正的、堅實的立足點。

其二，《手稿》中馬克思循著異化勞動→私有財產→共產主義的思考與闡釋的邏輯路線，在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性剖析中，發現了有別於其他形色的共產主義的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進而找到了人類解放的正確目標和有效途徑。

以人為本、以自由為核心、以“三個統一”為基本內容的共產主義思想，實質性回答了人類解放“是什麼”和“如何能夠”的問題。

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是對人類解放“主題”的“真正解決”。

2.正是自由這種既立足於現實又超越現實的辯証性，構成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核心和本質。

自由的現實性、可理解性構成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現實性、科學性﹔而自由的思辨性、超越性構成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信仰緯度，因而使共產主義具有了終極關懷的意義和價值。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正是自由的這種超越性體現了人的本質力量，體現了人之為人（自由作為人的本質）的真諦﹔自由的超越性構成了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和信仰的本質。

換言之，正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把自由的超越性融入自身，它才可能夠被人們理解並接受成為生命和生活的理想、信念和信仰﹔正是奠基於人的自由解放之上的共產主義信仰，才具有如此廣泛的人類性、世界性的影響力和持久的道德感召力。

3.雖然我們在總體上不能用標准、條件等實體性尺度去衡量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但有必要從自由的超越性、共產主義信仰的高度，運用馬克思共產主義的價值尺度去反思、衡量、指導、規范我們現實的人生與社會。

當我們真正自覺地並且有能力運用這個“尺度”於生活實踐中的時候，我們才能對社會生活中的真善美和假丑惡，做出清醒的辨識﹔才能在關涉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重大是非問題上，做出明智的抉擇﹔才能營造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會環境，才能使我們每個人的人生更精彩、更有意義，生活得更有尊嚴、更有品位﹔我們的國家才能更富強、民主、文明、和諧。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有理由相信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在今天不但沒有過時，而且它所展示的人類進步的前景，仍然是引領人類爭取自由解放、企盼美好生活的一面旗幟，是每個追求自由發展的人們前行的精神動力和奮斗方向﹔這也正是馬克思共產主義信仰（或作為信仰的共產主義）仍然具有的頑強的生命力、巨大的感召力和深遠的影響力的根本原因所在。

參考文獻： [1]王金福，庄有剛.從“哲學共產主義”到科學共產主義——馬克思恩格斯的哲學革命與共產主義學說的轉變[J].哲學研究，2006[11]. [2][4][5][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1、2、2. [3][13][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8]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2-63、82、50、51、59、52-59、50、57、78、81、81、57、57、56、57、57、57、58、58、58、58、58、58、90、93.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7. [8][9][10][11][12][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29、435、426、435、443、416. [37]張奎良.馬克思的哲學共產主義思想的深遠意義[J].學術交流，2004（2）. （作者單位：遼寧大學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