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身经历了氢爆和三次地下核试验 - 澎湃新闻

原创中国核工业中国核工业收录于话题#口述核史28个 ... 众多的探测器通过电缆把测到的信号传到地下工号，记录到示波器里，这样才能知道中子、伽马、X ... 澎湃号·媒体 我亲身经历了氢爆和三次地下核试验 中国核工业 中国核工业报官方澎湃号 2020-10-2115:04 【专题】中国核史：60位亲历者口述65年奋斗细节 原创中国核工业中国核工业收录于话题#口述核史28个28◎王乃彦口述董建丽整理王乃彦印象最深的是搬铅砖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候，我正在苏联杜布纳研究所工作，从使馆拿到核爆的纪录片，回去之后请我们实验室的主任、副主任和组长等外国朋友一起观看。

当时我们实验室主任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副主任也是苏联有名的核物理学家，他们看了之后，都非常激动，想不到中国会这么快就研制出原子弹。

我那会儿知道和我一起在杜布纳工作过的一些同志已经参加了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比如王淦昌、周光召、唐孝威、吕敏等。

我内心非常激动，希望回国后也能够参与其中。

1965年，我结束了在苏联长达6年的学习回到国内。

当时国内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也希望加紧补补落下的功课。

回到原子能所，得知自己要去驻马店劳动，当时可高兴了，还买了旧军大衣、棉衣棉裤等。

到了编队的时候，才发现没有我的名字，我着急地去找当时的人事处长问怎么把我给漏了。

处长说，没有漏，王乃彦同志，你马上要到九院去报到。

就这样，1965年夏，我来到了位于青海海晏县金银滩、代号“青海西宁曙光机械厂”的地方，开始参与我国第三次核武器试验。

去了之后，我马上就参加了第三次核武器试验的准备工作，这次是要走加强型原子弹的路线，我负责测量中子。

那时年轻，干劲十足，天天都睡在办公室，通常晚上干到11点多，把铺盖往办公桌上铺好就睡，早上再收拾起来，办公室与宿舍合二为一。

那次试验，至今我印象最深的是搬铅砖，因为测量中子要用铅砖做屏蔽体。

几大卡车的铅砖运过来，一块铅砖重四五公斤。

这次试验取得了很好的结果，但也证明了发展余地有限，所以当时就做出了要突破氢弹的决定。

从那时起，我自始至终参与了氢弹的原理试验工作，主要负责核武器实验中近区物理测量。

“如果能成功，你要说出来为什么成功”1966年12月，开始突破氢弹的任务。

当时九院共分为四个部：理论部、设计部、实验部和生产部。

理论部是龙头，负责原理设计。

我当时在实验部，该部最大的任务是检验理论是否可行，因此要做大量的冷实验。

我参与了一部分冷实验，但大部分精力是做热实验。

热实验非常关键，剂量也很大。

当时院里的总负责人是邓稼先，我负责近区物理测量。

邓稼先明确告诉我说：“老王，如果能成功，你要说出来为什么成功。

如果失败，那是更艰巨的任务，你要说明失败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这次氢弹试验采取地面实验，因为所有的测量设备都在地面，聚焦对准爆心,有利于安排更多的物理诊断测试项目，然后才能分析成功或失败的原因，这是一次非常关键的实验。

我们有500米、1000米、1500米的地下工号，工号顶上都是探头，探头都对准爆心，有六个确保项目一定要保证测量到。

当时任务很艰巨，大家都全力以赴，也准备得非常充分。

当时有一个项目，就是要用光学的方法看到氢弹的动作。

200米高的铁塔要通过光学的方法看进去本来就有困难，再加上那时已是12月份，天寒地冻，玻璃上会结霜。

那时我是室主任，组织上就把解决玻璃结霜的任务交给了我。

等插雷管的同志把雷管全部插好，我把窗玻璃擦干净，薄薄地抹上一种透明的油，以防止结霜。

完成之后，大家一起下了铁塔，回到指挥部，一切准备就绪后就可以引爆了。

12月28日，氢弹引爆试验非常成功，而且发现威力比理论设计的更大。

大部队撤退之后，现场只留下了7个人，我是队长。

我们7个人要负责去地下工号取测试的结果。

众多的探测器通过电缆把测到的信号传到地下工号，记录到示波器里，这样才能知道中子、伽马、X射线等的波形以及时间宽度等一整套的数据。

试验过后，从直升飞机上往下看，200米的铁塔已化为乌有，工号破坏得很厉害，工号顶也受到损伤。

这样会造成放射性物质往下漏，会导致记录着很多数据曲线的底片发黑。

再看看工号的铁门，都已严重变形。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进到工号里面取出记录着宝贵数据的底片。

穿上防护服，戴上防毒面具和安全帽，第一梯队是防化兵部队，边开进边监测剂量进行汇报。

第二梯队是工程兵，他们的任务是打开铁门。

当时的场面很震撼，尘土飞扬。

我们是第三梯队。

我们分乘两辆吉普车，路面被毁坏得很厉害，坑坑洼洼，吉普车司机用最快的速度往里冲。

汽车很颠簸，一次次把我们颠得脑袋顶到顶棚，撞得头都麻木了。

到达工号后，我们迅速从吉普车上跳下来，以最快的速度提着铅罐往里冲，然后用最快的速度把底片放进铅罐。

这些操作全是在没有灯的地下工号完成的，事先已经演练过无数遍，早已烂熟于心。

胶卷冲洗出来之后，我们不仅用数据说明了成功的原因，而且还说明了威力比理论设计要大的原因，王淦昌、朱光亚、邓稼先等都高兴得不得了。

当时于敏跟我说：“老王，原来做这个实验心里还有点拿不准，敢做不敢做都是个问题，下了决心去做，现在拿到你们这个数据，更有信心了。

”从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1966年12月28日第一次氢弹原理性试验，我国仅用了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

这也为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的空投试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成功爆炸原子弹和氢弹之后，国际上的敌对势力不断以反对核污染作为借口，拉拢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中国停止核实验.他们还断言中国再过20年也掌握不了地下核试验技术。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启动地下核试验筹备工作，地点是在新疆罗布泊附近的马兰基地。

1969年9月，国家综合战略考虑，以及为了向国庆20周年献礼，决定进行中国第一次平洞地下核试验，我作为科研人员也参与了这次试验。

1989年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氟化氪激光装置前,左起：王乃彦、洪润生、王淦昌、单玉生试验区像地火奔腾一样爆发出巨响1969年，王淦昌领导和组织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

这时正逢“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开始夺权，科研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科生处变成了科生组，没有几个人了，很不正常。

王淦昌就到处去做思想工作，动员大家。

同志们也很有觉悟，虽然混乱，但大家还是积极准备着。

1969年9月23日0点15分，试验区突然像地火奔腾一样爆发出一阵巨响，地爆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将试验区的山体都震得猛烈摇晃起来，堪比强烈的地震。

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总体来看是成功的，但单从近区物理测量来看是不成功的，因为对于地下核试验里的抗电磁干扰认识不足，导致很多示波器都被干扰了，扫描线没有测出来。

当时王淦昌、彭桓武两个人在场，他们俩都不高兴，因为到了洞里发现有放射性氡气，计量器一直在叫。

当时王老就说一定要采取措施，不能让同志们受辐射，不允许在里面喝水吃东西，把在里面工作的时间减少到最短。

因为这些，王老当时还挨了批判，说他是“活命哲学”，贪生怕死。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王淦昌和彭桓武一直坚持和大家一起在洞里工作，那种精神非常感人。

之后，由于一些原因，地下核试验就此停止，导致第二次地下核试验和第一次核试验间隔长达6年之久。

第一次惯性约束聚变研讨会（二排右起第五为于敏，二排左起第六为王淦昌、第四为王乃彦)“底片太重要了，一定要回收”1975年，第二次地下核试验开始，张爱萍是现场总指挥。

这一次主要吸取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中出现电磁干扰问题的经验，把洞里的示波器、计数器等设备都放在洞外。

我因为在这次试验的准备工作中，受到了很严重的意外照射，被送到医院检查治疗。

治疗还没结束，一个通知下来，我就马上赶往试验现场了。

本来每一次进去回收都是我带队，因为我是室主任，又是党员，带头义不容辞。

但这一次，领导不同意让我进去，就换了其他人，我只能到达警戒线。

我当时就站在警戒线旁，后面一公里多是指挥部，指挥部的人员都拿着望远镜观看。

张爱萍、张震寰、朱光亚、王淦昌等都在指挥台上站着。

爆炸之后，回收的队伍就进去了。

最先进去的是防化兵车队，后面隔开一段距离是负责回收的小组。

距离目的地还有200多米的时候，防化兵掉头回来了，告诉回收队赶快后撤，剂量太大了。

负责回收带队的同志从吉普车上下来说：“就剩200多米了！怎么不能进啊，东西都在里面呢！”防化兵打开吉普车门，把带队的同志塞进吉普车，把门“咣”就关上了，边关门边说：“服从命令听指挥，赶快回去！”就这样，回收队就撤回来了，他们告诉我说：“王主任，赶紧向指挥部报告，队伍被防化兵挡住了，请指挥部批准他们冲入洞口把测试车开回来。

”我马上乘车去一公里以外的指挥部报告。

到指挥部之后，正好碰见当时的科工委副主任张震寰将军走过来，他看见我就问：“王乃彦干啥？”我说：“向指挥部报告回收队的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请指挥部给命令让我们继续进去，那个底片太重要了，如果再不回收，时间长了底片就会发黑失效了。

”说完之后，张震寰说：“王乃彦，你学物理的，应该懂得，那里面那么强的放射性，防化兵都不让你们进去，你的底片都黑了，都完了，不用进去了。

”他还安慰我说，这个事情你没有责任，你们同志都没有责任，但是不能乱来，乱来出了事故要找你算账。

听了他的意见，我想是对的，就回去把指挥部的意见告诉了同志们。

虽然指挥部给出了明确的意见，但实际上大家不是这么考虑的。

之后同志们回去洗澡吃饭，正准备休息时，有人来报告说第九作业队的同志已经把测试车全部从洞口开回来了。

我马上问照片洗了没有，得知洗出来的照片都有扫描线，还有好多没有冲洗完。

于是，我赶紧去找当时第九作业队的政委赵敬璞。

他听了之后说：“你们这样是违反纪律的，非得挨批评不行，我马上向张爱萍同志报告。

”后来，听赵敬朴说，听了汇报，张爱萍态度很严肃，没说什么。

但赵敬璞还是让我们做好挨批的准备。

我回去跟同志们说了之后，大家都有高度的思想觉悟，说挨批就挨批吧，反正把底片拿到了。

我当时也跟他们说，没关系，要挨批我和你们一起挨批，因为我是头。

随着一张张照片冲洗出来，我们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数据，大家非常激动，觉得就算挨批也是值得的。

后来开总结会，本来我们是硬着头皮上去等着张爱萍将军批评，结果张爱萍在会上特别高兴，还吟颂诗句：十年重返阳关道……讲到第九作业队时，张爱萍说：“你们做了这么大的贡献，证明了你们的队伍是能打硬仗的队伍，就是毛主席所说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队伍。

”这是张爱萍将军给予第九作业队的高度评价。

1976年，进行了第三次地下核试验。

当时正好“四人帮”垮台，再加上第二次攻坚战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第三次试验全面取得了几十套数据。

成功之后在宝鸡召开总结会，宣布中国第三次地下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就此结束了地下平洞核试验，开始转入竖井试验。

院士等合影（第一排左二起：王乃彦、刘盛纲、陈能宽、朱光亚、于敏、张存浩、陈佳洱等）（王乃彦,核物理学家。

1935年11月21日生于福建福州。

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参加研制并建立了我国第一台在原子反应堆上的中子飞行时间谱仪，测得第一批中子核数据。

对Yb和Tb同位素的中子共振结构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参加和领导了核武器试验中近区物理测试的许多课题，提供了重要的实验数据。

2003年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策划：杨金凤原标题：《我亲身经历了氢爆和三次地下核试验》阅读原文 特别声明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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