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華為風波 | 美國與中國「技術分手」純屬天方夜譚

無論「華為危機」如何發展，至少有個趨勢為大家所接受：當今世界，西方大國實力相對衰弱，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大國競爭趨向顯性。

但本質上，這仍是大國實力相對消長及其戰略競爭帶來的一系列體系性變化，中美關係是變化的核心驅動因素，而技術恰恰產生了關鍵的源動力。

中美實力今天是這樣的

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的一份報告曾指出，「無論是好是壞，新興的全球格局是，冷戰後美國主導的時代正漸近結束。

同樣，二戰後出現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可能也正趨結束」。

「到2030年，國際體系可能出現多個權力中心；無論是美國、中國還是任何其他大國，都不會成為一種霸權力量，美國將淪為『相對平等』的一極」。

什麼是「相對平等一極」？美國《赫芬頓郵報》的態度是：所有國家都不希望受制於試圖發號施令的全球單一大國，美國對全球秩序的闡述不再為全球所接受。

也就是說，到2030年，美國雖仍是世界上綜合實力最強大的國家，並在世界上發揮首屈一指的作用，但世界已不能再由美國一家說了算，美國要同盟友和新興力量協商。

對於這樣的變化，美國能甘心嗎？顯然不會。

2014年5月，美國總統歐巴馬在西點軍校強調：「美國是個不可或缺的國家，這是我們的底線。

美國必須永遠處於領導地位，如果我們不領導，沒有人能領導。

」川普上台後，更為直白急切。

2017年6月，美國國防部發布《自冒風險：國防部對後霸權世界的風險評估》報告。

報告認為，世界進入新的「轉型期」，這導致美國及其主導的世界秩序的影響力下降。

報告建議，美國突出的全球地位，只有通過進一步擴大其武裝力量才能彰顯，應給美國武裝力量以「最大的行動自由」。

儘管美國國內許多智囊都批評這種專注於擴軍備戰的做法「目光短淺」，但這正是目前美國在做的，同時這也是國際格局面臨衝擊、國際社會各種動盪的重要根源。

中國上海

反觀中國，1978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只有3645億元，居世界第10位。

改革開放40年，中國創造二戰後持續時間最長的經濟發展奇蹟，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7年達到12.014萬億美元，相當於美國的61.96%，是日本的2.3倍。

這裡有個細節：2006年，國家發改委規劃預測，中國經濟總量要到2025年才能與日本持平，2039年至2040年才會與美國持平。

然而，僅用了4年，中國就趕上日本。

現在，中國經濟上雖然困難很多，但按照「穩中求進」的總方針，經濟總量超越美國的時間仍可能會明顯提前。

可以斷言，今後10年，中國經濟對世界的貢獻還將是最大的。

「23現象」破題

過去百年的歷史反覆證明，當GDP位居第二的國家經濟總量接近美國經濟總量的2/3時，會極大激發美國社會的憂患意識，促使其凝聚國內共識，一致對外，這就是所謂「23現象」。

很顯然，正在「強起來」的中國勢必要處理好對美關係，把問題與困難估計足，既要敢斗善斗，又要穩紮穩打，嚴防急於求成，底線失守。

眾所周知，經貿關係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

美國外交政策圈內有種聲音，即美國應與中國展開長期激烈的戰略競爭，但這種聲音卻無法回答一個根本性問題：怎麼去定義美國與中國的終極關係？夥伴，還是對手？如果片面強調競爭，那麼經濟關係高度融合的美中兩國勢必「兩敗俱傷」，任何旨在切割技術交流關係的行為，只能讓「主動切割方」喪失未來。

以2017年為例，中美貿易額超過6300億美元，其中中國出口商品5060億美元，進口超過1300億美元。

而且，美國在對華服務貿易中有380億美元的順差，這也不是個小數字。

更關鍵的是，複雜的全球供應鏈網絡更加強了雙方的聯繫。

美國《外交政策》雜誌承認：第一，大部分中國對美出口商品使用很多外國零配件；第二，其餘出口商品都是提供給美國生產商的零配件。

第一點意味著：川普政府率先徵收25%關稅的5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中，260億是主要採用外國零配件的電子產品。

依照美方的預期，加征關稅將把這部分出口削減到1/4（減至65億美元），最多只能影響中國經濟增速0.05%，中國完全能挺過去。

至於第二點：世界500強中市值最大的57家美國企業有10%的採購是在中國完成的，美國國防工業離不開中國的稀土金屬（用於電子設備）和化學原料（用於飛彈技術），就連防禦系統也需要一些中國零配件，如果中國零配件漲價，必將影響美國的就業、工資和消費品價格。

正如世人所見，中國受得經濟下滑0.05%，但在美國失業和物價上漲令民眾不滿的情況下，川普能挺得過下次選舉嗎？而在美國高校錄取的國際學生中，中國學生約占三分之一，而蘇世民獎學金項目等計劃也使未來的美國領導人能到中國學習。

相比之下，冷戰期間，美國與蘇聯之間的經濟、文化或人員交流卻少之又少。

無法將中國歸類「夥伴」還是「敵人」，這決定了美國難以獲得制訂連貫對華戰略的能力，因為在華盛頓看來，兩國關係從共同進步到貿易摩擦的各種狀態都有可能。

《大西洋月刊》的烏里·弗里德曼提出，關於對華關係前景的模糊態度，甚至影響到川普本人。

弗里德曼說：「有時候，他似乎要陷入對華長期經濟冷戰的深淵；但另一些時候，如果雙方能達成協議，他似乎準備把所有事情一筆勾銷，重新與中國做最好的朋友。

」

嶄新的選擇權

在這場特殊的較量，技術是關鍵原因。

俄羅斯高等經濟學院東方學教研室主任阿列克謝·馬斯洛夫指出，華為之所以變成中美貿易摩擦的「新熱點」，是因為「中國企業、中國技術給了世界嶄新的選擇權」。

他指出，美國在經貿談判中指責中國「侵犯智慧財產權」是不成立的，中國有非常清楚的專利、商標和其他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制度。

「問題只是在於，（中國）在研發時以合法合規途徑會借鑑到一些技術，例如，在中美聯合實驗室和中心的合作層面。

」馬斯洛夫認為，許多外國公司，包括俄羅斯公司，在進入中國市場時，經常忘記首先註冊技術專利或商標，「在中國境內註冊專利之後的技術還被竊取了——這種例子寥寥無幾」。

實際上，歷史證明贏家通常不是最早發明技術的人，而是能更快將技術投入使用的人，而中國就是後者。

前美國國防部副部長米歇爾·弗盧努瓦也認為，幾乎每個美國大型科技公司都在中國開展業務，與中國研究人員合作或考慮合作，即便有人呼籲限制對華輸出技術的提議，但大的趨勢不可改變。

多家美國科技公司向她抱怨，川普政府過於寬泛和限制性的出口管制，不僅影響它們的銷售，還切斷可以促進更多創新的合作渠道。

「經驗表明，美國公司的科研創新和經營範圍越是全球化，對提高美國技術優勢越是有利。

」弗盧努瓦指出，川普政府對華為和中國高新產業的「極限施壓」，是不可能取得預期效果的，「更不可能要求美國公司在同中國做生意和與美國政府做生意之間進行選擇」。

有意思的是，美國政府正悄然協助那些有在華業務的高科技公司進行內部制度改革，來保持進入兩個市場的機會。

例如，美國公司主動在中國業務上設置防護，盤點自己的產品，評估關鍵技術泄露可能，並決定哪些產品不在中國市場銷售。

其次，在這兩個市場開展業務的美國公司，在中國團隊和美國團隊之間建立內部協調機制，確保高管能關注到可能敏感的銷售，最大限度降低工作中相互誤解的風險。

弗盧努瓦強調，美國的目標不應該是「與中國分離」，而是在合作與競爭中成為更有活力的、最好的自己。

新民眼工作室 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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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 包雍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