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是如何建立起一個「iPhone 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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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鄭州電 — 四四方方的大型海關中心，就像是深入中國中部內陸的一座繁忙商業島。

身著嚴謹制服的政府工作人員匆忙奔走在迷宮一般的木製集裝架之間，那上面高高堆滿了箱子——他們要計數、稱重、掃描然後批准出貨。

一輛輛不甚醒目的卡車足足排列到一英里之外，等待著裝載下一批貨物運往北京、紐約、倫敦以及幾十個其它目的地。

這個最為先進的服務設施是幾年之前建造的，服務對象其實只有一個：全球出口商蘋果公司，它現在已經成為世界市值最高的公司，也是中國最大的零售商之一。

《紐約時報》查閱了機密政府記錄，並採訪了一百多名工廠工人、後勤管理者、卡車司機、稅務專家、現任及前任蘋果公司高管等人，結果顯示，這一套安排得極為妥當的海關程序正是中國提供給全球最大 iPhone工廠的特權津貼、減稅和福利等隱藏補助的一部分。

這一系列好處和獎勵價值可達數十億美元，對於蘋果公司生產它最熱銷、同時利潤也最高的 iPhone 手機極為重要。

一切都集中在鄭州，這是一個擁有 600 萬人口的城市，位於中國貧困地區。

全速運行的工廠則歸蘋果的生產合作夥伴富士康公司所有，也由其管理。

它每天可以生產 50 萬部 iPhone 手機，現在當地人都把鄭州叫做「iPhone 城」

當地政府確實在其中發揮了不少作用，政府至少拔給富士康 15 億美元，用於建造大型廠房和附近的員工宿舍。

他們還鋪設公路、建起了發電站。

政府的幫助還包括工廠運行所需的可持續能源以及運輸費用，以及幫忙招募裝配生產線上的工人，為實現出口目標給工廠提供獎金。

所有這一切都支持了 iPhone 的生產。

鄭州官員李自強表示：「我們需要一些可以讓這個地區真正發展起來的企業。

中國有句古話叫『築巢引鳳』，現在鳳凰就來了。

」

美國官方長期以來一直譴責中國對國有企業的支持，認為那些補貼及其它援助在全球市場環境下是極不公平的競爭優勢。

但鄭州的工廠表明，中國政府的意圖已經擴展到了吸引海外跨國公司到國內建立生產基地上。

當地以及省政府官員為了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推動經濟增長，用一攬子獎勵計劃來招攬製造商，使其生產更方便、成本更低。

北京這幾十年也一直從國家層面進行這樣的獎勵，比如開發經濟特區、為跨國公司提供稅收減免，並特許其免受成本高昂且繁重的政策約束。

通過這種方式，中國不像美國等地會出現國家和城市之間爭奪公司的情況。

全球化時代的競爭讓跨國公司面臨來自股東和客戶的巨大壓力，它們必須尋求最好的機會，也越來越依賴遍布全球的高度互聯供應鏈。

不過讓他們做出選擇的原因不一定總是透明的。

中國對公司的招攬通常是秘密進行的，很少暴露在公眾監督或輿論之下——而且焦點常常停留在生產合作夥伴上，不會涉及到跨國公司本身。

中國的誘惑力太大了。

戴爾、惠普和三星都已紛紛在中國設廠，以便降低生產成本、鞏固基本生產線並伺機進入這個全球最大的消費者市場。

他們之中很多都要依賴富士康這樣的當地生產合作夥伴。

雖然蘋果比很多科技公司進入中國都晚，但它現在在中國的銷售額已經占到公司總收益的將近四分之一，而且中國的業務有著最大的利潤空間。

因此，鄭州一例尤其表明了中國對於美國科技公司的重要性——特別是在 iPhone 生產以及最近的蘋果產品零售方面。

一台 32G 的 iPhone 7 生產成本估計有 400 美元（約 2780 人民幣），在美國的零售價格約為 649 美元（約 4510 人民幣），蘋果公司則從這種差價中抽了一部分出來作為自己的利潤。

結果是：據一家名為戰略分析（Strategy Analytics）的調研公司的數據顯示，蘋果賺到了全球智慧型手機行業 90% 的利潤，儘管論銷售額它只占全行業的 12%。

很難去統計鄭州的政府福利總價值有多少，也不好判定這給富士康或蘋果帶來了多少確切利益。

中國政府和富士康都沒有披露補貼金的情況。

公共記錄檔案上也找不到。

蘋果公司表示，自己沒有參與同富士康的談判。

《紐約時報》獲得的機密政府記錄顯示了幾年以來的數次會談，詳細描述了鄭州市官員如何討論給予生產 iPhone 的「支持」，他們把這些福利稱為「優惠政策」。

這些記錄還給出了福利的大致內容，其中包括在多個領域對富士康進行援助，比如基礎設施、工人、稅收和出口等。

作為中國最大的私營企業主，台灣公司富士康在這些爭取獎勵政策的談判中擁有巨大的影響力。

公司的大小和規模以及他們在中國的影響力是跟蘋果公司相關聯的。

富士康是蘋果最大的供應商，蘋果則是富士康最大的客戶。

兩家公司在鄭州結合到了一起。

從工廠開工起，蘋果就是富士康在這裡唯一的客戶。

即使到了現在，蘋果這家美國科技公司也幾乎占據了鄭州工廠產出商品的全部，這裡生產的 iPhone 手機是全世界產量的一半。

蘋果公司也是使用此地海關設施的主要出口商。

面對一些質疑，蘋果回應說他們知道中國政府的基礎設施支持，但又補充說並不了解政府給予生產合作夥伴的具體補助補貼或稅額優惠有多少。

富士康在一份附加聲明中感謝了政府的支持，並提到稅額優惠「和所有公司在世界其它國家進行重大投資時得到的類似地方優惠政策並沒有什麼不同」。

不斷發展的反全球化浪潮，使得蘋果和其它大型跨國公司直接進入到了美國和中國這兩個越來越有侵略性的大國視線里。

候任總統唐納德·川普發誓要減少政府對那些把工作崗位發展到海外的美國公司給予的全力支持，並威脅說要對他們銷售回美國的商品施以懲罰性關稅。

蘋果公司就是川普經常攻擊的目標，他在競選期間曾表示，他會讓這家科技公司「在我們美國生產那些可惡的計算機和其它東西」。

而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正變得越來越不忍讓，並對西方國家的影響表現出了越來越多的懷疑，尤其是那些美國科技公司以及他們帶給中國消費者的巨大影響力。

一家國有出版物稱蘋果公司是「無縫滲入」中國的「金剛」之一，可能會對國家安全產生威脅。

不再滿足於做世界工廠的中國，正在積極地發展屬於自己的科技業巨頭。

北京敦促地方政府削減了政府補貼計劃，其中一些在幾年前還備受推崇。

幾十年來得到北京支持和保護的大型出口商，如今面臨著廣泛的審查。

監管機構在今年春天關閉了蘋果公司 iTunes 電影服務 和 iBooks 電子書商店，而這兩項業務當時剛引進中國六個月。

中國政府因這個科技巨頭沒能全部完稅，而向其收取罰金。

而 iPhone 6 在上市前受到了全國範圍的安全檢查，延遲了它在中國的發布。

蘋果公司目前在忙著做公司版的穿梭外交。

12 月，作為與新政府建立關係的部分動作，蘋果公司 CEO 蒂姆·庫克和矽谷其它高管一同在紐約與川普見面。

這與庫克在 8 月對中國進行的一次友好訪問一脈相承，當時他與副總理在中南海見面——作為曾經北京皇城中的一部分，這裡目前是中國領導人的住地。

中美兩國正在玩兒一場賭注很大的遊戲。

與很多跨國公司一樣，蘋果公司的發展依賴於全球範圍內的供應鏈，它跨越多國、包含多家公司，其中每一環都有其專業性和優勢——這個複雜的機體往往在貿易中迷失在政治博弈里。

iPhone 由一系列複雜部件組成，它們在全球不同地方生產，最後在中國組裝，促進了許多國家的就業；蘋果公司稱其為美國提供了 200 萬個就業崗位。

中國和美國都標榜一種新形式的經濟民族主義，它們冒險中斷原有系統，卻不一定能確保實現自己的目標。

跨國公司和它們的製造商合作夥伴都可能要面臨嚴峻的經濟權衡。

鄭州的做法表示，中國不僅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它還提供了難以被美國或其它任何國家複製的激勵措施。

鄭州提供的好處流經 iPhone 的生產過程，從工廠一直延續到零售店。

富士康達到出口目標時，就會得到獎勵。

根據政府數據記載，這些補貼在富士康專門組裝 iPhone的頭兩年里共計達到 5600 萬美元。

那段時期的補貼，平均到成千上萬台 iPhone 上的單位獎勵是很微小的。

但各種補貼最終會累加起來：政府記錄中還羅列了鄭州的十幾種其它形式的政府財政支持。

鄭州政府免去了富士康前五年的企業稅和增值稅，在接下來的五年里，這兩種稅的稅率也只有通常稅率的一半。

鄭州還降低了富士康繳納的社保和其他應付用工費用的水平，最高減免額達每年 1 億美元。

海關流程也被放進了所謂的「保稅區」，實際上，中國把保稅區看作是外國土地，因此制定了差異化的進出口規則。

這種設置可以讓蘋果公司更加容易地把 iPhone 賣給中國消費者。

對 iPhone 的追逐

蘋果公司在中國屬於後來者。

為了降低成本，包括康柏（Compaq）、戴爾（Dell）和惠普（Hewlett-Packard）在內的一些大型美國科技企業在 1980 年代就開始逐步取消在美國國內的生產，把工作遷往了國外（基本上都放到了亞洲）。

但蘋果公司當時沒有這麼做。

公司聯合創始人史蒂夫·賈伯斯認為，軟硬體開發必須緊密整合在一起。

蘋果公司非但沒有關閉工廠，反而開始在科羅拉多、德克薩斯和加州興建工廠。

在賈伯斯 1985 年離開蘋果公司之後很久，蘋果公司都還保留了其中的一些工廠。

它們都高度自動化，牆也被塗成了賈伯斯喜歡的白色，它們還被宣傳成是美國人聰明才智的象徵。

1984 年，蘋果公司在加州設置了一家製造工廠，生產 Macintosh 個人電腦，當時賈伯斯就宣稱：「這是一台美國製造的電腦。

」

但財務狀況迫使蘋果公司改變了策略。

1990 年代中期，當 Mac 電腦的銷售跳水、庫存開始激增的時候，蘋果公司不得不採取了此前只實驗性地操作過的外包生產方式。

在賈伯斯 1997 年回歸公司以後，他讓他新任命的運營負責人庫克（彼時他剛剛從康柏加入蘋果）想一下如何做外包。

在庫克的帶領下，蘋果公司把更多的業務轉到了富士康，當時的富士康已經開始受到了康柏、IBM 和英特爾等大型美國公司的青睞，是一家很有前途的台灣合同承包製造商。

與富士康的合作使得蘋果公司得以解放出來、專注於自己的強項——設計和營銷。

蘋果公司於是可以想出新的創意，而富士康也會找到低成本製造數百萬台設備的辦法。

曾經在亞洲工作的蘋果公司前高管喬·奧沙利文（Joe O』Sullivan）說：「他們有十分優秀的模具工程師，而且也願意為了跟上蘋果公司的發展而投入大筆資金。

」

2001 年推出 iPod 之後，蘋果公司的銷售一下子騰飛了，富士康既有滿足每一款大賣的產品供應需求的能力，也有相應的技術，它的工廠可以很快地做出原型機、提升生產率，而且能在生產最緊張的時候招到數十萬工人。

富士康的創始人、台灣億萬富翁郭台銘還擁有一定的政治影響力。

多年來，他頻繁地到大陸來會見地方官員和中央政治局成員，通過遊說來爭取補貼、廉價土地、工人，以及與大批量生產 iPod、iPad和 iPhone 的工廠配套的基礎設施。

參與設計了 iPod 的蘋果公司前高管托尼·法德爾（Tony Fadell）說：「富士康之所以發展到這麼大，就是因為有郭台銘。

他說他負責打造一個製造產業，而中國政府則會給一部分錢，讓他完成這項工作。

當郭台銘的產業跟著蘋果公司的業務一起發展起來的時候，別人就無法跟它競爭了。

」

2007 年，第一台 iPhone 推出之後，富士康擴大了生產，開始在全中國尋找新的廠址——這使得渴望得到這些業務的城市之間爆發了激烈的競爭。

來自不同地區的官員駐紮在了深圳的各大酒店裡，因為富士康的主要運營部門在深圳。

在清華大學教公共政策的高宇寧說：「競爭變得像奧運會一樣激烈。

」

鄭州市政府把富士康的工廠看作了讓一個在中國經濟騰飛過程中被遺忘的地區實現發展的大好機會。

政府官員想把被嘲笑為農民工源頭、並被不公正地污衊為小偷和造假大省的河南重新包裝一下。

根據政府記錄，鄭州市的官員給予了富士康慷慨的資金支持和優惠的投資條件。

他們承諾讓富士康享受優惠的能源和交通成本、降低了它的社保繳費水平，還在工廠以及可以容納數十萬工人的宿舍建設中給予了超過 15 億美元的支持。

鄭州為這個項目打造了一個特殊的經濟區，並為富士康提供了 2.5 億美元的貸款。

當地政府還許諾投資 100 多億元、大幅擴建離工廠只有幾英里的機場。

加州大學聖迭哥分校研究中國經濟的權威人士巴里·諾頓（Barry Naughton）說：「我們知道，中國為了促進發展有著各種各樣的政策，而這項政策滿足了所有需求。

」

鄭州的動作很快。

政府簽訂協議幾個月後，工廠建好了，許可證也批下來了，組裝線也在 2010 年 8 月開始運行。

在鄭州，中國政府事實上在貧瘠多塵的中原平原上劃出了一大片土地，並把它變成了一個面積巨大的工業園。

蘋果公司的營運長傑夫·威廉士（Jeff Williams）當時參與了早期設立工廠的部分討論，他說：「他們做事非常專注，讓我很是欽佩。

」

中國製造、中國銷售

當蘋果公司最初把生產遷到中國時，中國還基本上是一個生產成本較低的地方。

它也迅速地發展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市場，有著十億潛在客戶。

但蘋果公司為了把它的產品送到中國消費者手裡，一開始不得不「繞道香港」。

由於中國是在 1980 年代開始經濟開放給的，所以政府通過建立經濟特區等政策鼓勵發展製造業和出口。

但這些政策也阻止了國人在國內消費海外品牌的產品。

大部分跨國企業在中國生產的產品，都必須走出口轉內銷的路子，這樣才能按進口商品課稅，因此許多公司都採取了繞道的做法。

2005 年，蘋果公司賣得最好的移動音樂播放器 iPod 還在華南的工廠里生產。

為了符合中國嚴格的規定，生產出來的 iPod 被裝上貨船運到了香港。

這些船往往一到香港就掉頭把東西送回了大陸。

埃德溫·柯赫（Edwin Keh）曾在沃爾瑪擔任全球採購負責人，在中國為沃爾瑪和其他跨國公司工作了 20 年。

他說：「這其實是中國過去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的後遺症。

當時我們（這些跨國企業）打造出的供應鏈很擅長在東方生產商品，然後把它們拿到西方去賣。

」

蘋果公司和其他跨國公司想有一套更好的體制。

到蘋果公司 2007 年發布 iPhone 的時候，中國在解除各方面限制、讓國際公司更容易地進入中國市場方面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

蘋果和其他企業認為，把商品運到香港既浪費時間，又浪費能源。

它們想讓商品從中國工廠的大門直接被送到它們在中國的門店和配送中心。

在和鄭州政府官員討論建廠事宜時，富士康堅持把這套手續放到一個保稅區里完成，並要求在工廠大門那裡設置一個海關，以幫助完成 iPhone 的出口。

它還想讓工廠建在離城市機場幾英里的地方，以加速蘋果公司在全球的發貨速度。

儘管鄭州並不是第一個（幫富士康）打造如此緊密聯繫的業務的城市，但它為富士康提供了便利的體制，因為它為讓鄭州工廠成為世界上最大的 iPhone 生產企業。

保稅區的功能很像是一個外交地帶，政府把它看作是外國的土地。

保稅區里的國際企業不必為進口的零部件交各種稅費，有了保稅區以後，企業也不必把商品先運出國去了。

這些保稅區里的產品不必跨越國境線，就能實現虛擬的出關入關，然後它們就能迅速地被送往全國或者全世界。

作為 iPhone 的最後組裝地，中國實際上也是蘋果公司全球稅務策略的基地。

在鄭州保稅區里，一般是在那裡的海關，富士康會把造好的 iPhone 賣給蘋果公司。

在買下這些 iPhone 之後，蘋果公司就會把它們轉賣給各個子公司。

這個過程其本上通過電子方式來完成。

在中國生產的其他蘋果產品也會走這個流程。

根據蘋果公司 2013 年就自己的稅務操作提交給美國國會的報告，它可以把這些商品的部分利潤分配給它在愛爾蘭的子公司，而愛爾蘭稅收政策非常優惠。

這種做法並非中國所獨有，許多大型科技企業也都普遍這麼做。

美國眾參兩院稅收聯合委員會（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前參謀長愛德華·科林伯德（Edward D. Kleinbard）曾說過：「美國的跨國公司在避稅策略方面世界領先。

在避稅過程中，他們創造了無國籍收入，將收入從產生這些收入的國家轉移到了其他有經濟往來的國家。

」

根據國會的報告，這個過程讓蘋果公司將數十億美元轉移到了境外，極大地降低了應繳稅款，一名參議員將這種行為稱為「避稅聖杯」。

今年 8 月，歐盟要求愛爾蘭向蘋果公司徵收十年間超過 145 億美元的未繳稅款。

蘋果公司宣稱自己遵守了所有適用的稅務條款，堅稱公司交了所有稅。

蘋果還宣稱自己已經根據新的法律對公司的繳稅程序進行了一些調整，包括在之前沒有稅收管轄權的愛爾蘭註冊一家子公司。

目前蘋果公司正在就歐盟的判決進行上訴。

鄭州的官員們則表揚了提供給富士康的一攬子刺激手段，他們相信 iPhone 的生產會繼續帶來巨大的紅利。

根據《紐約時報》獲得的政府記錄，2014 年 8 月，城市的最高領導們舉行了一次特別會議，討論同富士康「深化合作」。

領導們驕傲地說，鄭州是「全球最大的 iPhone 生產基地」。

富士康的工廠里有 94 條生產 iPhone 6 和 iPhone 5s 的生產線，政府宣布，鄭州已經出口了 2.3 億部智慧型手機，讓這座城市成為了全國重要的出口中心。

iPhone 的產能已經達到了每天 50 萬台，城市的稅收也在快速增加。

官員們給這個現象還起了個名字：鄭州速度。

政府招募的大軍

清晨六點半，大量的早班勞動力陸續抵達。

有人步行，有人乘坐公交、摩托車，甚至是三輪車。

他們陸續進入了分布在 5.7 平方公里上的數十個車間。

生產高峰期，約 35 萬工人每分鐘能組裝、測試、包裝 350 台 iPhone。

蘋果公司所需的相當於一個國家軍隊的勞動力嚴重依賴鄭州政府的慷慨大方。

作為和富士康協議的一部分，政府負責招聘、訓練和安置這些工人。

省級官員們會聯繫下屬鄉鎮，要求幫助招工。

在鄭州開了一家私人勞務中心的劉淼（音）透露：「每個城市的勞動部門和人力資源部都被動員了起來。

」

劉淼還說，每招一個人，政府都會給招聘人員發放補貼，「如果需求很大，補貼會提高，如果需求不高，補貼則會降低」。

為了促進經濟發展，鄭州等城市一直在向製造商提供補貼。

但地方利益和國家層面的計劃變得愈發不匹配，給在中國經營的跨國企業造成了大量的不確定性。

隨著經濟放緩，北京開始從製造和出口主導的發展路線轉移到鼓勵創新和消費上。

國家希望強化中國品牌，培育自有技術。

為了推動這個目標，中國政府已經開始重新考慮那些原本偏袒外國企業的投資政策。

2014 年 11 月，國務院指示地方政府評估並取消任何偏向性的政策，包括讓跨國企業受益的各類補貼和稅收減免。

這個威脅引發了反彈，其中最主要的反對者就是富士康和其他跨國企業，它們想努力保留已有的刺激手段。

自那之後，中國政府就沒有再提這個事。

但大趨勢很清晰：跨國公司將不再擁有它們曾經享受過的待遇了。

中國政府正在收緊進入其巨大國內市場的通道，迫使西方科技公司配合中國推進政府在國內的目標。

美國國會的一項研究將這個情況稱為新型「技術民族主義」。

現居上海、幾十年間一直向在中國經商的美國公司提供諮詢的麥健陸（James McGregor） 說：「中國政府希望知道你能給中國帶來什麼，並且中國也擁有對應的市場和能力。

他們不會再兜圈子了。

」

中國的監管機構已經在懲罰跨國企業了，比如美國的手機晶片製造商高通，這家公司被要求降價向在中國市場銷售智慧型手機的企業供貨。

中國日益成為了由華為、小米這類同蘋果和三星打價格戰的中國品牌主導的市場。

中國也就國家安全事務對西方科技公司進行了檢查。

北京已經通過新的網絡安全法規加強了網絡監管，並強迫國有企業減少在購買海外技術上的開支。

中國還要求蘋果公司交出原始碼，而蘋果則聲稱自己拒絕了這一要求。

蘋果公司已經同意了政府要求將本地數據儲存在中國境內伺服器上的要求。

它也必須在新的 iPhone 開售前通過「安全審查」。

中國政府還希望美國公司幫助中國發展自身的能力。

蘋果公司正和國有金融機構銀聯組建團隊，還向中國的打車服務商「滴滴出行」注資 10 億美元，而這家公司背後有來自國企的大力支持。

蘋果公司執行長庫克也小心翼翼地打造著蘋果作為大規模僱主、良好企業公民以及重要經濟貢獻者的形象。

他定期往來北京，還曾穿上工裝視察在鄭州的生產線。

他也向監管者、國有電信公司高層以及包括習近平在內的國家領導人示好。

在去年接受中國國家電視台採訪時，庫克描述了蘋果公司在中國植樹的情況，並將其稱為「公司環保戰略的支柱」。

他詳細介紹了建設為蘋果公司專賣店、總部以及遍布全國的辦公室供電的大型太陽能電站計劃。

他也炫耀了為中國創造的超過 300 萬份工作，其中的一半是在製造業。

今年 8 月，在中南海紫光閣，庫克承諾在中國建立第一個研發中心，並支持政府對於高端製造業的強烈關注。

當時庫克的對面坐著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身邊則是他的合作方，其中包括富士康主席郭台銘。

在場的還有鄭州所在的河南省的省長謝伏瞻。

從鄭州工廠到蘋果門店，一部 iPhone 的旅程（以及為何在中國售價更高）

iPhone 是蘋果公司利潤最高、最暢銷的產品。

自第一代產品發售以來，蘋果公司已經售出了超過 10 億部 iPhone。

現在有超過一半的 iPhone 是在中國中部城市鄭州的大型工廠里生產的。

以下講述了 iPhone 如何達到消費者手中的故事。

獲取零件

每部 iPhone 中包含了來自超過 200 家供貨商的零件。

蘋果公司從遍布全球的 200 多家供貨商為 iPhone 採購了大量零件，比如記憶卡、數據機、相機模組、麥克風以及觸摸屏控制器。

運營鄭州 iPhone 工廠的台灣公司富士康甚至會生產某些小型的零件，比如金屬殼。

蘋果公司向全球供應商訂購零件，然後將零件批量賣給中國的生廠商們。

在鄭州，這個生廠商是富士康。

製造 iPhone

富士康位於鄭州的工廠占地約 5.7 平方公里，最多能僱傭 35 萬名工人，其中大部分工人的時薪是 1.9 美元（約 13.2 元）。

工廠的業務被稱為 FATP，即最終組裝、測試和包裝。

鄭州的這家工廠里共有 94 條生產線，而組裝一部 iPhone 需要大約 400 道工序，包括拋光、焊接、打孔和安裝螺絲。

工廠每天的產能是 50 萬台 iPhone，每分鐘製造約 350 台。

當 iPhone 離開生產線後，會被放置到一個設計不錯的白色紙盒子裡、包裝好、放到木質貨板上，然後運送到等候裝車的卡車上。

通過海關

海關就在富士康工廠旁邊。

這些剛組裝好的 iPhone 會被送到幾百米以外的工廠門外，在那裡中國建了一個巨大的海關機構。

通關程序在一個被稱為保稅區的地方完成，這讓蘋果公司能夠更輕鬆地將產品送到中國顧客手裡。

除了作為 iPhone 完成組裝的地點，中國同時也是蘋果公司全球稅務戰略的起點。

在鄭州，通常是在上文提到的海關機構里，富士康將組裝好的 iPhone 賣給蘋果公司，後者再將這些手機賣給全球的蘋果經銷商。

正如前文所說，這個大部分已經電子化的過程，讓蘋果公司可以將一部分利潤轉移到適合避稅的愛爾蘭子公司。

這樣的操作並非中國獨有。

運往海外

智慧型手機由波音 747 飛機運輸。

發往美國或者世界其他國家的 iPhone 被卡車運離海關，前往 5 公里以外的鄭州機場。

隨著 iPhone 產量的增加，這個機場的規模在最近幾年裡已經大大擴張。

幾年以前，中國製造的個人電腦經由貨櫃海運到美國，全程耗時約 1 個月。

智慧型手機更小，可以通過飛機大量運輸，成本也更低。

一架寬體波音 747 就能輕鬆地運送裝在鋁筒中的 15 萬台 iPhone。

從鄭州出發後，UPS、聯邦快遞（FedEX）和其他貨運服務商通常會將運往美國的 iPhone 拉到肯塔基州的安克雷奇。

在那裡給飛機加油後，再前往路易斯維爾這樣的大型物流中心，或者美國的其他地點。

留在中國

將 iPhone 運到上海所需的時間幾乎和運到舊金山的時間一樣長。

至於要在中國市場售賣的 iPhone，海關工作人員會利用一個電子系統給其蓋上出口的電子章，之後再蓋上進口的章。

在鄭州，整個過程都發生在富士康工廠外的同一家海關機構里。

一旦產品被認定為進口產品，海關就會徵收售價 17% 的增值稅。

之後貨物就可以被運往中國各地了。

在中國國內發售的 iPhone 通常會被裝上大型卡車，經過 18 小時的旅途後抵達位於中國東部的上海。

蘋果公司在這裡建立了自己的全國分銷中心。

一輛卡車最多能運送 36000 部 iPhone。

因為車上裝載的貨物價值高達 2700 萬美元，所以這些卡車通常配備有攝像頭，甚至有時會有全副武裝的保安隨行。

在 iPhone 離開鄭州富士康之後，平均需要兩天進入到上海的零售店，這是一條長達 950 公里的路線。

而抵達舊金山零售店的時間平均是三天，路線長度約 10140 公里。

不同的價格

iPhone 在中國的售價相比在美國本土能高出近 20%。

因為匯率的波動和高昂的增值稅，中國的消費者們需要支付更高的價錢。

一台 32G 的 iPhone 7 在上海的蘋果專賣店售價約為 776 美元。

在紐約，它的售價是 649 美元。

翻譯 熊貓譯社 喬木 劉昉 葛仲君 Ha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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