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絞殺」華為行動升級的風向標

作者：方建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博士後

自5月16日美國宣布了針對華為的「禁令」之後，Google、Intel、高通、Arm、AMD等美國及盟友系相繼停止與華為合作。

如果我們認為美國的行為到此為止的話，那就太天真了，其實更大的殺招還在後面。

隨後，JEDEC（固態技術協會）、Wi-Fi聯盟、SDA、PCI-SIG、USB-IF等ICT行業最主要的國際標準組織相繼開啟對華為或海思的封殺模式，甚至藍牙技術聯盟（Bluetooth SIG）也將加入這一陣營。

一時間山雨欲來風滿樓，美國欲用「陣地戰」對華為為首的高科技企業開啟全面絕殺模式，以遏制中國高科技發展雄心和中國蓬勃崛起的復興勢頭。

後果不是我們討論的重點，因為華為已為替代性的B計劃埋頭苦幹了十餘年，創始人任正非先生也已回答了相關問題。

重要的是如何從歷史中學習，政府、行業和企業層面如何從本次事件中吸取血淋淋的教訓。

一、美國掌控世界的幾大層次

通常而言，美國對國際組織的掌控分為三大層次，最高層次是掌控全球治理的國際組織。

這主要包括聯合國、IMF和世界銀行。

眾所周知，美國作為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對安理會決議擁有否決權。

IMF和世界銀行重大決議案需85%的票數才能通過，而美國在兩大國際組織的投票權從未低於15%，因此都擁有事實上的「否決權」。

美國還長期把持世界銀行行長的位置。

儘管IMF總裁來自歐洲，但美國卻一直把持著第一副總裁的位置。

而且這三大國際組織的總部均設在美國，這也更進一步強化美國對這些國際組織的把控力。

從現有走勢來看，迫於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的壓力，中國等新興大國唯一可能撼動的是IMF總裁的位置，但世界銀行行長的位置，以及美國在IMF和世界銀行的否決權在短期內難以撼動。

當然，石油美元，國際金融清算系統CHIPS，資本市場也是美國重要的資源，但鑒於篇幅，我們在此不再詳述。

第二個層次是對國際技術標準組織的把控，比如前述JEDEC（固態技術協會）、Wi-Fi聯盟、SDA、PCI-SIG、USB-IF等國際技術標準聯盟。

這在本次美國封殺華為事件中充當了橋頭堡的角色，也是中國亟需強化和努力的方向。

在業界流傳著一句話：三流企業做產品，二流企業做技術，一流企業做品牌，超一流企業做標準，這放在國家層面依然適用。

可以說，標準是現代技術發展的核心，誰擁有了標準，掌握了大量的專利權，誰就贏得了主動權，占領了高科技的制高點。

中國在3G國際通信標準的制定中所經歷可歌可泣的歷史值得我們學習和銘記。

由於歷史的原因，中國錯過了第一代移動通信發展的機遇，在第二代也僅趕上了「末班車」，使中國80%以上的市場被外企占據。

在第三代，中國主導的TD-SCDMA終於成為與歐日的CDMA、美國的CDMA2000三足鼎立之一極。

TD-SCDMA作為中國電信史上第一個國際標準，承擔著打破歐美標準壟斷的重任，對中國電信界的意義超越了技術本身。

其成功直接左右了中國在國際高技術領域的話語權和新興產業發展。

但由於面對美歐等國際重重阻撓，TD-SCDMA標準的降生註定會命運多舛，一波三折，但意義非凡。

首先，TD-SCDMA面臨著高通等國際標準巨頭的「圍堵、獵殺」。

為繞開高通的專利牆，中國大唐等企業利用華人陳衛和徐廣涵開發的分雙工實現同頻傳輸信號作為基礎來搭建SCDMA，並吸納了被歐洲拋棄的西門子標準的有益成分，有別於高通的CDMA，從而繞開了高通的專利狙擊。

其次，某些國家為了阻撓中國標準，拒絕為參加國際電聯會議（決定TD-SCDMA標準採納的會議）的中國TD之父李世鶴院士頒發籤證。

李世鶴被迫用電話發言的方式為TD-SCDMA據理力爭，為中國贏得國際話語權立下了汗馬功勞。

再次，採用合縱連橫的方式也助力中國標準的形成。

基於中國市場規模的強大吸引力，加上美歐都想讓自身的標準成為國際電信標準，中國坐收漁翁之利。

美歐為了拉攏中國，都被迫支持中國標準。

此外，中國國內TD-SCDMA產業聯盟的建立，不但標誌著中國標準得到政府的背書，更體現了中國產業界的集體意志和響應，對歐美利益集團是一次重大打擊。

中國如今在5G領域成為領頭羊也證明了我們當初的付出如何高度評價都不為過。

可以說，除了技術因素外，更多的是國家意志、技術實力、產業合作以及中國巨大的市場規模優勢所形成的合力，才迫使國際電信巨頭們放棄了對中國標準的圍追堵截，推動中國首個國際電信標準得以破繭成蝶。

正是由於中國在3G國際通信標準中成為舉足輕重的一極，才有後來中國在4G和5G標準制定和產業引領方面的主動權。

也正是有了大唐和華為全力推動國產TD-SCDMA晶片和國內產業鏈形成，才促使三星、蘋果等公司由原來的反對和不理不睬，轉變為被迫接納中國標準並在自己的產品中安裝。

否則這些國外公司就會被中國消費者拋棄。

這種以「市場立標準」也為中國以後主導國際標準組織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儘管華為已參與眾多的國際電信標準化組織，也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這些組織基本上被美國所把持。

華為僅以一己之力對抗世界第一大國難免有些力不從心。

一旦美國把華為踢出這些組織，不但華為生產的產品難以被國際社會所接受，還會增加一系列的額外成本，尤其是難以主導未來產業走勢和標準的制定。

這無疑是美國極為倚重和有效的殺手鐧。

而這也是中國目前亟待強化和最為短腿的領域。

中國的目標是要通過國家意志、技術實力、市場規模、國家硬實力和軟實力，以及與其他新興大國和歐洲合縱連橫，共同推動中國逐步主導國際標準化組織的話語權，努力防止這種一刀致命的歷史重演。

第三個層次是對高科技標準的把控。

這主要包括硬體和軟體標準的制定和把控。

硬體主要是各種晶片標準的制定，生產和技術輸出。

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Intel在桌面通用晶片的霸主地位，以及高通在移動晶片領域一言九鼎的地位。

軟體領域最為知名的就是微軟的Windows作業系統，Alphabet的安卓移動作業系統以及蘋果獨有的封閉式作業系統及其完整的生態系統。

如果美國不讓中國使用Intel晶片和高通晶片，中國90%以上的電腦和手機都會成為「磚頭」。

同樣，美國不讓中國使用Windows和安卓作業系統，中國的電腦和手機也基本上會處於癱瘓狀態。

可以說，美國這次對華為的技術封鎖可謂刀刀見骨，讓每一個中國人和中國高科技產業界都刻骨銘心。

二、我們的判斷與應對

如果說美國本國的晶片和作業系統企業對華為的封鎖是第一步的話。

利用自身控制的國際標準組織來封殺華為可稱得上第二步，這一步的殺傷力遠超第一步，其實質就是把你趕出遊戲隊伍，不再讓華為成為遊戲成員並將華為趕出未來高科技遊戲規則的制定權。

如果我們認為這已是美國戰略武器的殺手鐧的話，可能還是一種形勢誤判。

美國更大的殺招還在後面，它不但會利用《瓦森納協議》進一步收緊對中國和華為的技術禁運，甚至還可能以國企補貼、強制技術轉讓、侵犯智慧財產權等藉口抹黑中國，聯合盟友建立封鎖中國高科技出口的新組織，其實質是不但不讓你買，更不讓你賣，對中國高科技進出口實施全面封鎖。

這並非杞人憂天，我們應該居安思危。

面對日益嚴峻的形勢，我們應對的原則是避開「陣地戰」，也不打「游擊戰」，但「持久戰」是註定的，一是由中國現有的發展階段決定的。

我們現在躲無可躲，大象已難以藏在大樹後。

二是中美之間爭奪第一位置的「戰略相持」階段必將在未來二三十年時間長期存在。

我們應對的戰略是抱著美國，斗而不破，亦敵亦友讓其難以施展拳腳。

同時，我們要以打促談。

中美不能脫鉤，也不可能脫鉤。

面對美國對華為步步緊逼的態勢，以下是我們的一些思考：

（一）構建全國性的標準化協會以整合力量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這種規矩就是標準。

德國制定標準的成功經驗值得我們借鑑。

標準的制定需要權威的專業機構。

德國最權威標準制定機構是德國制定標準研究所協會，簡稱DIN。

作為「准官方機構」，DIN搭建了政府與公眾間的溝通橋樑，職責是協調各領域專家、行業和企業拿出標準方案。

但只有各級機關或企業把DIN標準建議納入法規章程，才具有約束力。

DIN擁有有1700個左右的會員，多數會員來自企業界，主要是大中型企業，也包括23所大學，7個協會和2個聯邦部門。

從1918 年第一個DIN 標準誕生，如今德國的標準總量超過3.5萬個這些標準涵蓋各行各業。

標準化的幾大好處包括：有助於塑造、強化和擴展地區及全球市場，從而助推經濟和社會發展。

DIN還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從而將國家標準轉化為國際標準。

（二）積極參與并力求逐步主導部分國際標準化組織

如果說華為積極參與5G等國際標準的制定是中國技術實力的表征的話，這對於中國企業和產業的發展仍然不夠。

中國的Wifi標準WAPI被國際標準化組織屢次拒之門外，以及本次華為被美國主導的眾多國際標準化組織踢出門外，這些歷史教訓告訴我們，光是參與還不夠。

標準之爭實質上是利益之爭。

中國不但要聯合德國、歐盟和新興大國修改幾大國際標準化組織的組織章程，防止這些組織被某些大國操控，還要讓這些組織反映國際市場格局的變動，讓新興經濟體參與規則的制定。

這些都非單個企業所能推動，必須由政府主導，行業推動，企業參與，以市場立規則，以市場換規則。

（三）整合產業鏈資源，構建產業聯盟，建立和完善中國的晶片、作業系統及其生態

中國3G產業在歐美全面圍剿下得以茁壯成長給我們的啟示就是，國家意志、產業和企業推動，個人發力，共同開創了中國電信事業的新格局。

當時，為了保證TD-SCDMA標準通關，信息產業部召集主要移動通信外資公司負責人開會，明確要求支持中國標準，迫於中國巨大市場的壓力，這些外資公司最終才勉強同意支持中國標準。

在新形勢下，最根本應對手段是，大力發展高端晶片產業並積極開發作業系統，以用戶規模和產業聯盟推動生態鏈的良性發展。

有人認為，軟體作業系統的生態難以構建。

其實不然：第一，安卓生態的建立也是在賈伯斯去世的2011年之後，到目前也僅僅8年的時間。

第二，安卓生態能夠建立，除了App開發者的推動之外，另一大貢獻就是來自於中國的手機廠商。

目前安卓系統占全球手機作業系統的份額超過80%，而其中除三星之外（2019年第一季度全球份額23.1%），其餘市場多數由中國的華為、Vivo、Oppo、小米、傳音等占據。

所以如果華為「鴻蒙」手機作業系統要成功，不能單憑華為一己之力，必須要由政府推動中國建立「鴻蒙」產業聯盟，形成開放的生態系統。

中國可用利益共享和市場化為核心，以政府採購桌面作業系統為引領，讓中國龐大的手機用戶基數和眾多手機廠商形成的產業鏈共同推動新作業系統及其生態的形成。

而且中國可以規定，進入中國市場的手機和電腦，用戶有安裝何種作業系統的選擇權，迫使安卓和Windows系統放棄壟斷權，為「鴻蒙」及其生態贏得生存空間。

Windows系統最難替代的是Office系列軟體，一是由於用戶習慣和國際通用，二是替代軟體不多。

我們可以在反壟斷法中象歐盟一樣規定，微軟要進入中國市場，必須要求其Office軟體兼容「鴻蒙」等作業系統，否則就實施反壟斷法。

此外，可以要求中國政府機關等採用金山WPS等Office替代軟體，推動國內替代產品的成熟。

另外，晶片領域「卡脖子」的關鍵環節也亟待加強。

我們需要培育中芯國際等類似台積電的製造測試封裝企業，以及類似ASML高端光刻機企業。

還有，軟體生態的構建可採取農村包圍城市的手段，可以先在智能手錶、智能音箱、AI和物聯網等領域逐步推開，通過用戶反饋和完善反哺手機和電腦作業系統。

（四）合縱連橫，在歐、日、韓等美國盟友中撕開口子

中國曾經在美蘇爭霸的夾縫中遊刃有餘，為我們今天的應對提供了有益的鏡鑒。

在美蘇對峙的年代，美國無暇顧及中國可能存在的戰略挑戰者地位。

這為我們的發展贏得了寶貴的窗口期。

同樣，當今的美國與盟友之間已經不再是鐵板一塊。

美國和日本、歐洲不僅在貿易利益上存在衝突，而且在眾多地緣政治利益上也不一致，這為中國分化美國盟友，為自身獲取貿易和戰略利益提供可能。

首先，日本不是美國關稅豁免的對象，日本有苦難言。

而美國力圖退出伊朗核協議，日本擔心這會增加朝鮮疑心，這些都構成美日不同步的潛在風險。

而美國退出TPP，利用國內法力圖對歐盟徵稅，以及威脅退出北約，也為美歐衝突埋下種子。

歐洲雖然對美國壟斷作業系統等行為早已不滿，但苦於自身缺乏可用的替代品而有苦難言，只好舉起反壟斷大旗，不時敲打Google、高通等行業巨頭。

中國可以利用「鴻蒙」作業系統生態構建的窗口期，鼓勵與歐洲各國共同開發本地應用和生態，共享發展利益，從而破除美國對晶片和作業系統的壟斷。

（五）利用中國高科技標準突破封鎖

米爾斯海默在其經典著作《大國政治的悲劇》中提出，海洋限制了軍事力量的投射能力。

這讓任何大國都無法實現全球霸權。

傳統霸權國家為了遏制挑戰者的發展，通常採用「離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的方式進行陸上干預，以降低自身親自干預所帶來的高成本。

中國為了突破美國盟友的陸上干預，有效的方式就是借一帶一路提供的歷史機遇，利用高鐵等技術優勢和中國標準來突破這一封鎖。

在201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的一場學術活動中，泰國前外交部長提及，在曼谷就有三種不同軌距的鐵軌。

這導致鐵路系統之間不兼容。

泰國苦不堪言。

一旦中國利用高鐵的技術優勢走出去，不但可以統一各國軌距，降低物流和換乘成本，還可以藉此構建高速的陸上通道連接亞歐甚至非洲。

這有利於擴大中國產品市場，拓展中國的戰略縱深，也有利於破除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圍堵，緩解中國的戰略壓力。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銀河號」事件逼出了中國獨立自主的北斗導航系統。

美軍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聯盟使館事件推動了中國航母、殲20和055驅逐艦的加速面世。

臥薪嘗膽，二十年後我們應該會揚眉吐氣的感謝這段刻骨銘心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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