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端跳躍」背後 折射歐美怎樣的偏執與焦慮？

從形式上看，直接出面的是路透社和挪威，2月6日，路透社報導了所謂中國政府支持的黑客通過「雲端跳躍」行動入侵了挪威的Visma公司，一家所謂的管理服務供應商，以竊取客戶信息。

事實上，這已不是西方媒體第一次炒作中國黑客威脅論，在復旦大學網絡空間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沈逸看來聚焦炒作中國黑客威脅論，恰恰折射出歐美偏執與戰略焦慮。

有趣的是，挪威這家Visma公司的運營與網絡安全經理，Espen Johansen，告訴路透社，「黑客入侵很快就被發現了，沒有造成任何客戶信息的泄露」，「但如果我帶上偏執狂的帽子（想一想），這個入侵的後果可能是災難性。

」

一個需要帶著偏執狂的帽子才能想像出來的災難性的後果，正兒八經的成為了拒絕「假新聞」頭銜的路透社報導的來源，變成了以「負責任」自詡的西方媒體記著認認真真去提問和挑戰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的依據，不得不讓我想起很久之前有人寫過的一本書《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

這個世界是不是已經真的變成了偏執狂才能生存下去的呢？是不是客觀、理性、公正的西方媒體都已經帶著地球去三體家浪了呢？顯然不是。

這一幕新聞報導不過是對中國黑客威脅論的持續聚焦和炒作，是美國的核心盟友以及得到美國情報機構信任的歐美部分新聞媒體配合美國司法部2018年12月起訴中方人員行動的後續；是火眼、「平底鍋」、CrowdStrike、PWC UK為代表的與歐美國家安全以及情治機構存在千絲萬縷聯繫的機構持續協同構建中國黑客威脅論的最新進展；是以川普核心團隊為典型代表的歐美戰略決策圈對華戰略焦慮的集中體現。

簡單回顧下歷史，就知道，這個焦慮來自於一個簡單的事實：從1979年以來，中國以極高的速度實現了自身的躍遷式發展，持續不斷的在總量和質量上，縮小與以美國為代表的已開發國家的總體差距。

對歐美的戰略決策層來說，必須要找到一個正確的理由，去解釋這種現象。

所謂正確的理由，就是這個理由必須不能威脅到歐美現存的政治體制的合法性，必須不能是美國的制度問題，更不能是美國政府和政客的能力問題，必須且只能是中國作弊。

所以，如果對歷史不陌生，或者保有最低限度的記憶，就應該記得：人權問題、匯率問題、網絡安全問題，是中美關係自20世紀90年代至今梯次出現的三個主要問題。

這其實就是美國先後找到的三個解釋中國快速成長的理由：第一個是人權問題，即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是建立在低人權標準基礎上的發展，等到中國頒布《勞動法》一眾美國公司去美國國會抱怨中國提升勞工標準導致營商環境大幅度下降之後，這茬基本上就過去了；第二個是匯率問題，即中國政府操控匯率低估人民幣謀取不正當競爭優勢，伴隨人民幣對美元升值44%，以及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同期增長24%之後，這茬也就基本上過去了；第三個是網絡安全問題，即中國發展四十年全部靠偷美國，這是從2013年至今讓美國政府打著雞血去追的議題。

這是歐美精英偏執與戰略焦慮的體現：他們非常清楚，無論自覺還是不自覺，中國得以成功追趕的原因之一，在於歐美金融資本的過度膨脹以及國內供給側改革能力的失靈，換言之，用福山的話來說，就是西方，尤其是美國，在政治上的衰朽。

但這是不能碰觸的紅線，包括福山，在2016年碰過一次之後，到了2017年，就把鍋甩給了俄羅斯以及社交媒體。

但中國的持續發展又是無法否認的事實，於是精英層的集體偏執和焦慮，以一種近似荒唐可笑的形式，投射了出來。

從2013年至今的實踐看，美國在炒作中國黑客威脅時，試圖同步實現三個目標：第一，塑造中國為世界的威脅，在整體上損害中國的聲望；第二，強制在中美經貿不平衡問題中插入中國竊取商業機密和智慧財產權問題，謀求空口套白狼的談判收益；第三，用商業竊密問題在美國國內搞政治動員，擠壓中國答應接受美國的挑戰，自覺放棄正常的網絡空間情報活動，在中美戰略博弈中獲取非對稱優勢。

中國始終以最大的誠意，謀求建設性的解決分歧，在2015年習主席訪美時，中美曾經階段性的達成了協議；但遺憾的是，始終有美國人刻意歪曲這份協議，硬要將協議曲解成中方無條件答應了美方的全部要求；最近的這輪抹黑，其近期的直接原因，就是來自於此。

在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偉大事業，必須進行偉大鬥爭」。

在中美網絡安全關係上，對中國來說，是一場在新的領域展開的，全新鬥爭；僅僅擁有與人為善的良好願望是不夠的，面對虔誠的相信肌肉力量和可以為所欲為的偏執型對手，中國不僅必須擁有足夠的實力，而且要有敢於使用實力的意志，真實使用力量的能力，以及暢通的信息交流渠道，只有這樣，才能贏來有尊嚴的和平，才能更好的為世界人民服務，才能朝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美好未來邁出扎紮實實的步伐。

（作者沈逸 復旦大學網絡空間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編輯：董亞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