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美國的制裁，任正非不擔心華為是否倒下，只關心這件事

近日來，華為深陷風暴中。

自從美國商務部把華為列入「實體名單」後，谷歌、微軟先後「斷供」華為。

一系列不利於華為的消息接踵而至。

繼去年孟晚舟事件後，全體國民的愛國熱情又一次被點燃引爆，遭遇困境的華為與任正非，再度成了人們集體同情的對象。

與此同時，外界也開始擔憂華為是否會步中興的後塵，被美國死死地掐住脖子。

不過在5月18日，任正非接受了日本媒體的採訪時，他表達了華為的底氣。

美國禁止華為業務的影響將是有限的，「預計華為的增長可能會放緩，但只是小幅的放緩」。

三天後的5月21日，任正非罕見出山，在華為總部接受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等媒體採訪，回應一切。

在採訪中，任正非的思路有所調整，但依舊錶示，「美國低估了華為，華為可以造成和美國一樣的晶片，但華為永遠需要美國晶片。

」

任正非的兩次自信表態，引出了這篇文章將傳達的觀點：

我們需要擔心華為會倒下嗎？

答案：不用。

為什麼？

因為華為真正有底氣不懼美國的制裁，創始人任正非更是賦予了華為一套獨特的哲學。

四十年來最成功的中國企業

2017年5月30日，北京召開全國科技大會，輪到任正非發言時，他說：「華為已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

華為已前進在迷航中。

」

熟悉他言行的人都知道，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裡，他一直表現得憂心忡忡。

在一份內部講話中，他更直率地說：「十年來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敗，對成功視而不見，也沒有什麼榮譽感、自豪感，而是危機感。

」

事實上，華為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最成功的民營企業，沒有之一。

2012年，華為取代愛立信，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通信設備生產者。

2014年，華為的國際專利申請件數超過多年盤踞第一的美國高通，躍居全球公司之首。

在2017年的世界500強榜單中，華為以785.1億美元營業收入名列中國民營公司第一名，全球第83名，到了2018年，這個排名上升了11位，位列第72位。

華為，這家誕生於1987年的一個不起眼的小公司，經過32年的成長，在多個領域，包括從晶片到伺服器、雲端，在全球甚至沒有一家可以對標的企業。

所以哪怕在美國商務部把華為列入「實體名單」後，任正非接受日本媒體採訪時，他也直接表達了華為的底氣：

美國禁止華為業務的影響將是有限的，「預計華為的增長可能會放緩，但只是小幅的放緩」。

即使是在華為「上一個冬天」——2018年12月1日，華為CFO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華為5G業務被一些國家拒之門外的時候。

任正非也並不認為華為當時面臨的危機有多嚴重。

華為的底氣有兩個，一是全球領先的5G技術，二是十多年的未雨綢繆。

對於5G技術，任正非舉過一個例子：全世界能做5G的廠家很少，華為做得最好；全世界能做微波的廠家也不多，華為做到最先進。

能夠把5G基站和最先進的微波技術結合起來成為一個基站的，世界上只有一家公司能做到，就是華為。

而華為的未雨綢繆，在華為年報里可以看出端倪。

在華為2018年的年報中。

華為在這一年的營收首次突破千億美元，同比增長19.5%。

但大幅增加的同時，現金流卻在減少。

2017年的現金流為963億元，而2018年只有746億元，整整減少了217億元。

很顯然，為了預防不可知的風險，華為把更多的錢花在了研發上。

於是就有了海思總裁何庭波那一封深夜內部郵件的故事。

我們也可以想像出這樣一幅真實場景。

谷歌你斷供？我有自己的作業系統。

余承東曾表示，華為從2012年就開始規劃自有作業系統，谷歌Android系統不能使用的情況下，可以使用「鴻蒙」系統。

美國你敢制裁？

15年「備胎」的海思半導體一夜轉正。

強大的技術底蘊，以及未雨綢繆的眼光，華為完全有底氣不懼怕美國的制裁。

而對於華為而言，所面臨一個真實的情況是：一些國家雖然拒絕華為的5G業務，但華為現在是業務多得忙不過來。

華為不進入不熟悉的領域

在「20世紀最具影響力商業書籍」——《追求卓越》一書中，作者根據大家耳熟能詳的沃爾瑪、麥當勞、迪士尼這樣的大企業，嚴格篩選，歸納出了卓越企業的八大特質：

採取行動、接近顧客、自主創新、以人為本、價值驅動、堅持本業、精兵簡政、寬嚴並濟。

如果我們了解一下華為的制度設計，你會發現，這八大特質均能在華為身上體現。

首先華為在資本架構的設計上有兩個特點。

一、任正非本人在華為的持股比例只有1.01%，其餘的98.99%屬於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工會委員會，10多萬名華為員工在服務期間享有股息分紅權，離職之後則再無瓜葛。

二、華為是資本市場的「絕緣體」。

在2013年4月的一封內部郵件中，任正非明確表示：「未來五到十年內，公司不考慮整體上市，不考慮分拆上市，不考慮通過合併、兼并、收購的方式，進入資本遊戲。

」

其次，在企業文化上，華為的全部管理制度和政策強調「以客戶為中心，以奮鬥者為本」，讓聽得見炮聲的人來呼喚炮火。

《追求卓越》一書中還提到：

在管理的過程中，許多收買合併的公司常常遭遇失敗。

最成功的公司，往往是以單一技術發展多樣化產品的公司。

雖然，有些公司借著發展多樣化的產品或行業，可以穩定公司的經營狀況，但是隨便追求多樣化，卻會得不償失。

擴張後，核心技術結合得愈緊密的公司，表現得愈好。

華為從誕生之初起，就走的是最苦最累的「技工貿」戰略，恪守本業，任正非在接受採訪時，對外界曾表示過華為絕不進入不熟悉的領域。

「跨界這個問題，我們是永遠都是不會做的。

前天西方記者也問我：『你們會不會造汽車？』

我說，我們永遠不會造汽車。

我們是做車聯網的模塊，汽車中的電子部分——邊緣計算是我們做的，我們可能會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

但是它不是車，我們要和車配合起來，車用我們的模塊進入自動駕駛。

決不會造車的。

因此，我們不會跨界，我們是有邊界的，以電子流為中心的領域，非這個領域的都要砍掉。

」

任正非的「熵增哲學」

曾有記者問：下一個倒下的會不會是華為？

任正非：一定。

記者：但不一定是「下一個」？

任正非：華為的倒下是早晚的事情，這是個哲學命題。

這位年屆古稀的企業家長久以來都有著哲學家的風範，並一向以強烈的危機意識、憂患意識而為人所知。

事實上，這與他把「熵（shāng）增定律」引入到企業決策和運營有關。

1854年，一位叫克勞修斯的德國人，首次提出了熵增定律的概念。

他認為在一個封閉的系統內，熱量總是從高溫物體流向低溫物體，從有序走向無序，如果沒有外界向這個系統輸入能量的話，那麼熵增的過程是不可逆的，最終會達到熵的最大狀態，系統陷入混沌無序。

簡單來說，就是熵增指功能減弱，比如人的衰老，組織的懈怠等，反映功能的喪失；熵減指功能增強，比如人通過攝入食物，組織通過建立秩序實現熵減。

一次偶然的機會，一位人民大學的老師將熵的概念告訴任正非後，這位很有危機感的企業家迅速地擷取到了其中的精華。

「我們要不斷激活我們的隊伍，防止』熵死』。

我們決不允許出現組織「黑洞」，這個黑洞就是惰怠，不能讓它吞噬了我們的光和熱，吞噬了活力。

」（《任正非在華為2013年度幹部工作會議的講話》）

而對這一原理的具體運用，表現在華為的制度上，是兩個著名的「10%」。

其一，公司每年拿出營業收入的10%投入科研。

這一制度堅持了二十多年，使得華為成為中國乃至全球最具研發衝擊力的科技公司。

2015年，華為的研發經費為596億元，這個數字超過了全國25個省市的研發投入。

其二，每個層級不合格幹部的末位淘汰率要達到10%，這使得華為內部的崗位競爭空前激烈。

在1996年和2007年，華為曾發起過「集體大辭職」的運動，每次均有7000人遞交辭職報告，在接受組織的評審後，再行簽約上崗。

為了保持公司的年輕態，華為還規定45歲即可申請退休。

這種努力對「熵增」的對抗，造就了一個很難被擊垮的戰鬥型組織。

結語

華為一直是中國最獨特和神秘的公司。

創始人任正非，多年以來更是一直都拒絕與媒體直接見面。

在華為創立32年間，任正非接受媒體採訪累計不超過10次，近期卻藉助媒體頻繁發聲，這位75歲的老爺子坦言，是被公關部門逼的。

在此前在與央視的首次對談中，任正非同樣表示，眼下並非華為有史以來最艱難的危機時刻。

不過任正非說2019年對華為來說是艱難的一年，營收增速可能降到20%以下。

這句話被外媒解讀為華為面臨危機，而華為內部人員則覺得，這更像是任正非的一句玩笑，因為任正非一向以危機意識、憂患意識強烈著稱，他說的是擔憂而非現實。

其實對於任正非和華為來說，最迫切的問題並非是美國的制裁，而是教育。

任正非曾不無一次表達過對中國教育的擔憂：

「對一個國家來說，重心是要發展教育，而且主要是基礎教育，特別是農村的基礎教育。

沒有良好的基礎教育，就難有有作為的基礎研究。

給農村教師多發一點錢，讓優秀人才願意去當教師，優秀的孩子願意進入師範學校，就如我們老一代革命家毛澤東、粟裕、黃克誠、許光達、惲代英……都出身於師範學校一樣，我們就可以實現「用最優秀的人培養更優秀的人」。

但現在不是這樣，教師待遇低，孩子們看見知識多也掙不到多少錢，所以也不怎麼想讀書。

這樣就適應不了未來二、三十年以後的社會，社會就可能分化。

」

至於眼下美國出於畏懼，不擇手段來打壓華為的行為，對於這家作為中國最具創新能力，且真正是在充分市場競爭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全球化科技企業。

只意味又一場硬仗的來臨而已。

我們應當有足夠的信心，相信華為完全能度過這次難關，就像它過去無數次做的那樣。

因為，華為從來就不是弱者。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