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供華為意味著科技全球化的終結嗎？| 觀點

撰文 | 賈鶴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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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總統川普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及隨後美國商務部宣布實體清單，將對華為及其關聯企業斷供的半個多月以來，有關全球化逆轉的輿論不絕於耳。

然而，不論是呼籲中國高科技企業應該藉機徹底擺脫對美國的依賴，還是認為中方應在中美經貿談判中做出更大讓步以避免美國打擊的聲音，實際上都對全球化的深刻進程做出了很多片面的理解。

美國政府的舉措，以及隨後中方的應對和中美市場對此的反應，並不能說明全球化走向終結。

相反，美國不惜動用國家緊急狀態來打壓一家公司，這本身就說明了全球化力量的強大。

不論是華為還是中方作為整體，最終的應對之道都應該是繼續堅持全球化的邏輯而不是以自主創新為大旗關起大門。

本文將重點談論在高科技領域各方彼此深度融合的經濟全球化，也會兼顧以科學無國界這一理念為基礎的科學全球化。

華為衝擊波

美國對華為 「斷供」 以及由此引發的各種影響，有關報導和相關評論可以用汗牛充棟來形容，筆者此處無需贅述。

最初看到美國政府的決定，以及美國公司紛紛快速採取行動，筆者也對自己在 「知識分子」 上評論去年中興 「斷供」 事件中全球化邏輯沒有改變的結論，產生了些許懷疑。

此時，反倒是華為任正非先生在接受媒體採訪中表現出來的豁達態度，讓人有了更多維度的思考。

任正非反覆強調，找麻煩的是美國政府不是美國公司，不要因此憎恨美國的公司，不要對此事件當事方和國家決策進行道德綁架。

他也多次強調華為應對困難的信心。

是什麼給了任正非這樣的底氣？真的是因為「備胎終於可以轉正」，以及華為已經有了可以使用一年多的零件備貨麼？這是原因之一。

但正如一些評論者所指出的，「既然可以轉正，何必一直要備胎？」僅僅靠備胎和備貨留下的緩衝期，是難以支持華為這樣的大公司的長期運轉的；包括晶片在內的各種高端零件，也不可能在緩衝期內就自主開發完成。

筆者相信，任正非有底氣，是因為他仍然相信全球化的邏輯，相信華為仍然可以依賴各種形式的全球資源配置。

鼓勵這種邏輯而不是與之對抗，才能讓華為挺過難關。

實際上，只要看一看美國政府為了打擊華為所採取的手段，就足以說明全球化的強大。

有評論者指出，這是美國第一次為了一家公司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

而只有祭出國家緊急狀態這種極端手段，才能暫時打破全球化所形成的強大利益鏈和行為慣性，從而找出 「合法」 依據來斷供華為。

試想，如果可以通過常規手段（比如扶持幾家能和華為PK的公司，或者推倒目前的5G標準另起爐灶，或者僅僅是維持已經持續多年的不讓華為加入美國電信網絡的決定）來達到目的，川普何必要舉起國家緊急狀態的大旗呢？而此前因修邊境牆一事宣布國家緊急狀態，已經讓川普政府頻頻遭遇抗議和訴訟。

辨析全球化與政治、政策的關係

在探討全球化與貿易戰的關係時，很多論者往往站在非黑即白的立場上，認為或者是人、財、物全部自由流動，或者是一方或雙方彼此之間豎起高牆。

實際上，過去幾十年的全球化進程從來就不是一帆風順。

全球化的參與各方彼此的摩擦從來不在少數。

以中國為例，讀者會想起貫穿1990年代的美國是否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之爭，經常，這種最惠國待遇會伴隨著一些在多數情況下中方做出妥協的其他要求。

筆者在20年前多次報導過中美貿易之爭，當時經常出現的情況是，代表美國製造業的各種利益集團呼籲各種反傾銷措施，而代表美國批發商、零售商和投行在內的利益集團，則在美國國內形成了強大的力量，阻止或減緩對中國產品的打壓措施。

就是在這不斷的衝撞和妥協之中，中國的一大批企業實現了崛起，在部分領域開始與美歐企業開展了全球競爭。

同樣，全球化的進程從來也沒有凌駕於各國政府的法律體系之上。

各國的政策也並非唯全球化馬首是瞻，而是一直在與全球化進程衝撞中進行調整。

今日普遍感受到全球化進程戛然而止或者逆全球化運動不斷深入，是因為從前反對全球化的呼聲，往往來自於西方的弱勢群體，比較微弱。

今天，包括川普這樣的政要，公開叫板全球化，惹人關注。

而且，此前中國一直仍然處於弱勢地位，正在拚命利用全球化帶來的便利和好處，對於各種針對全球化的抗爭往往並不敏感。

在國內最近的坊間輿論中，一種壓倒性的聲音是美國霸權主義要全面打壓中國的崛起，但全面來看的話，美國針對中國的主流輿論並不是對中國崛起和富足本身不滿，而是對一個與主導全球化的西方價值觀、意識形態完全不同的巨人的崛起的擔憂。

這種價值觀衝突本身，並不是對全球化的逆轉。

只是過去隱性的衝突，因為中國的崛起而浮出水面。

政要的發言和價值觀衝突，並不意味著美國或西方拋棄了全球化的基本原則。

誠然，大批美國企業在華為被列入實體清單後切斷了對華為的供應與合作，但這種行為不是為了打壓華為，而是為了遵守當地法律。

所有「斷供」企業的聲明中都首先提及了這些行動是為了合約合規。

如上所述，從來沒有脫離開國家法律而存在的全球化。

即便仍然堅持為華為生產原件的台積電等非美公司，也需要經過法律評估才能堅持現在的舉措。

堅持全球化思維探討緩和衝突之道

經過多年發展，美國很多企業與華為及其他中國下游廠商之間，已經形成了牢固的利益鏈條。

「斷供」 對他們自己造成的損失，並不僅僅是減少一些銷售額，而意味著要耗時耗力耗資巨大對整個產業鏈進行調整。

最近美國資本市場上晶片、電子企業如同過山車般的股價變化，就是對這種擔憂的反映。

著名高科技評論家寧南山指出，美企斷供華為和其他中國廠商，也意味著這些企業要承擔失去最大客戶的風險。

對於美國上游企業而言，斷供行為在本質上具有短期性的特點。

實際上，這些公司的股票在經歷實體清單公布之後的跳崖後開始穩定，表面上是因為川普政府公布了針對部分備件斷供令的三個月緩期執行，深層次的原因，則是因為資本市場更願意相信，斷供問題可以通過與中美貿易談判綁定得到解決。

就中方而言，採取任何極端性的行為反擊，也同樣要承擔巨大的代價。

很多論者主張對美國斷供稀土。

而實際上，雖然中國的稀土產量和出口量占據了世界壓倒性份額，但這並非是因為稀土礦藏都在中國，而是因為中國承擔了高污染的稀土開採和提煉。

中國打稀土牌，只能逼著產業鏈下游想辦法擺脫對中國稀土的依賴。

同樣，中方公布的不可靠實體清單也應該視為一種博弈，而不是以牙還牙地逆轉全球化。

大多數停止與對華為和中國其他廠商合作的企業在中國有生產線或委託生產商，有大量的中國雇員。

對中方不可靠實體清單中的美企進行清算，也意味著大量的中國工人即將失業。

在這一點上，中國政府顯然非常慎重，至今沒有公布任何具體企業的名單，這種審慎的態度值得肯定。

既然如此，何以應對斷供危機呢？從長遠來看，需要加快自有技術的開發。

而在近期，通過談判和博弈緩和短期困境，相比於各種反向斷供和懲罰，無疑是優先的選項。

需要指出的是，加快獨立技術的創新與開發並不是要拒斥全球化，要通吃所有中國缺乏的核心技術。

全球產業分工之所以形成，正是由於各種技術和資源特長被分布在不同地區。

在正常情況下，這種分布讓參與各方利益最大化。

加快自主創新，並非要推翻這種資源配置的分布，而是可以讓這種分布對我方產生更大的利益，讓我方更能應對斷供這種極端化的情景。

全球化紛爭與科技合作

自1979年以來，科技和學術的交流都是促進中美關係的重要橋樑，有利於兩國關係的改善。

但美國學術界近來針對中國的幾個舉動，包括美國 MD Anderson 醫療中心和 Emory 大學解聘中國的千人學者，以及最近電子與電器工程師協會（IEEE）限制華為員工審稿的決定（後撤銷），反映出中美摩擦範圍的擴大。

對於前者，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媒體調查報導表明，部分被解職者絕非沒有瑕疵，在中美雙方都擔任全職工作。

而IEEE事件，根據IEEE的聲明，暫停華為雇員審稿主要是為了與美國商務部進行合規諮詢，不再限制則是因為美國商務部回函認為這方面不存在法律限制。

這些事件說明，即便對科學家這一因其秉承科學無國界的理念而對全球化有天然追求的群體而言，全球化也並非是無視國別法令和政策的。

在中美爭端沒有爆發時，一些機構本著相信科學家的原則，在後者確保了在本機構全職工作的前提下，對後者擔任其他機構全職工作的行為一般不會深究。

然而，事態發展導致了問題激化，一方面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作為美國花錢最多的資助機構，要在中美爭端中體現政治正確性，對兼職現象採取了廣泛調查。

另一方面，正如從前中國在經濟全球化中不顯眼一樣，中國在高質量期刊上的原創性論文發表也不顯眼。

隨著各種人才計劃的啟動，中國在高質量期刊發表量激增，發表者中自然也包括兩邊兼職的千人，這才引發了一些美國機構的警覺，後者又要在NIH的壓力下做出點表率，導致了最近解職事件的發生。

當然，這些機構的做法問題也很多。

如清華大學中國科學和技術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董潔林博士指出，一些曾經擔任過全職千人的華裔學者後來雖然退出了千人計劃，但因為名字還留在那裡也遭到了調查，蒙受了壓力。

Emory 大學在解僱華人學者事件中，斷然關閉實驗室，讓年輕博士後突然失去在美工作資格，無疑也極為不妥。

值得注意的是，做出解職或處罰兼職員工的機構都很低調，這恰恰說明科學無國界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即使做出處罰的理由是違規，涉事機構也不願意給人留下他們在刻意打擊具有國際兼職行為的科學家的印象。

在探討科技全球化的前景時，這種仍然在主導科學界行為的科學無國界的理念，仍然是對全球化最有效的推動力。

誠然，在現實中科技的合作要受到國家的種種制約，核心技術也仍然會打上國家的烙印。

這種理念只要仍然在主導科學家的行為，就會繼續推動創造科學知識時的國際合作，以及在傳播知識時的國際共享。

全球化的知識生產並沒有發生根本改變，改變的是附著在上面的諸多利益考量。

作者簡介：賈鶴鵬為康奈爾大學傳播學博士、資深科學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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