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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父

再見

教父，再見

2020-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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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看過《教父》系列電影，你肯定不會忘了馬龍·白蘭度所扮演的「老科萊昂」。

片中的這位美國黑手黨頭子同時具備紳士風度和懾人的威嚴，也因此改寫了「教父」一詞在非基督教國家的首要釋義：某個領域內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人物。

放眼全球華人圈，能被行業公認擔得起這一稱號的人不多，其中一個就是「半導體教父」，張忠謀。

你或許更了解他現有的唯一工作身份——全球半導體晶圓代工第一大廠，台積電（TSMC）的董事長。

只不過從昨天起，我們要在「董事長」這三個字前面加一個「前」了。

因為這位現年86歲的華人商業傳奇，終於要退下來了。

但可以肯定的是，台積電的傳奇還將延續下去，並且將在最成功商業案例中繼續停留下去。

「種子」和「土壤」

時間回到上世紀80年代，台灣依舊是「亞洲四小龍」之一，從上世紀50年代國內內戰結束開始，台灣終於開始抽出精力來真正驅動社會發展，效果也是顯著的。

這30年間，台灣的整體經濟發展戰略也曾發生過多次改變，一開始是最簡單的勞動密集型、出口替代策略（發展出口工業，替代初級產品出口），到後來的資本密集型和出口擴張型策略（出口行業增長優先），整體經濟到1980年已經達到一個全新的高度。

問題來了：下一步該怎麼走？

在當時美國無線電公司（RCA）普林斯頓實驗室總監潘文淵的見建議下，大方向被定為「IC（集成電路）產業」。

他和當時台灣的行政院秘書長、電信總局局長、經濟部長、交通部長、工研院院長、電信研究所所長6人，在台北街邊的一家豆漿店店裡面一口氣敲定了數個政策想法：

IC（集成電路）是電子工業中最核心的一部分，是下一步發展方向；
發展IC工業的關鍵在於時間，時間就是一切，最優的方案是從美國引進技術，節約時間；
花4年時間爭取將IC工業技術落地在台灣；
4年間一口氣投入1000萬美元到IC工業相關技術當中。

有趣的是，這一次決定了台灣半導體行業未來的「早餐會議」，一共只花了300台幣。

種子有了，土壤去哪裡找呢？總不能直接撒在空氣中吧。

最終台灣工業技術研究院電子所（下文簡稱：工研院電子所）成為那個台灣半導體「初生地」。

這是一個政府出資、但是卻以公司體制運行的機構。

有政府撐腰，所以看起來這應該是一個很強勢的機構，但在實際中它卻一直扮演著「悲劇英雄」般的角色——因為這個機構要不斷為企業輸出技術和指導，如果企業成功了，也就不需幫助了；而如果本身的技術和指導不過關，企業也就更不可能成功了。

第三任電子所所長甚至說過這樣一句話：「不管我們成不成功，擺在我們面前的都是死路一條，所以我們的前途在哪裡？」

初期的這個疑問很快也迎來了答案：1990前後，台灣半導體工業開始「爆炸式」發展，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要歸功於工研院電子所的付出。

後者就好比一個全場通用的BUFF，硬是將台灣的半導體產業撐了起來。

而根據2005年前後的統計，工研院總計有2000多位離職員工轉戰民間半導體企業，同時在企業研發規模和實力與日俱增的後來，工研院還積極充當半導體行業企業之間、官方之間的橋樑，不僅穩固了台灣在全球半導體行業中的地位，同時也保證了台灣半導體行業的友好交流和互相進步。

除了國內的努力之外，國外人才的回歸同樣對台灣半導體發展幫助巨大。

其中幫助作用最大的是少數在歐美半導體企業中實際接觸先進技術、企業實際管理經驗的高級專業化管理人才，張忠謀是這一小批人中回來時間點最好、也是成就最大的一個。

若是沒有台灣整體經濟推動，張忠謀獨自一人肯定無法達成今日成就，但如果台灣半導體行業沒有了張忠謀，整個半導體行業的地位和能量都應該要打上些折扣。

為半導體而「生」的張忠謀

要說張忠謀跟半導體沒有「緣分」絕對是假的。

註：張忠謀在德州儀器時的同事Jack Kilby（傑克·基爾比）和英特爾的Robert Noyce（羅伯特·諾伊斯）幾乎在同時發明了集成電路，圖中基爾比手上拿著的是晶片，右側桌上放著的實際上是晶片的放大照片。

張忠謀真正進入半導體行業的時間節點，實際上要算其1953年畢業之後的第一份工作——美國Sylvania（希凡尼亞）公司半導體自動化生產工程師。

從23年前張忠謀出生在浙江寧波，到進入半導體行業間，張忠謀實際上經歷了一系列被他自己統稱為「大時代」的人生之路。

首先向他撲來的是惡狠狠的日軍，就在他出生10周後，日本就在皇姑屯打響了侵華的第一槍。

而後張忠謀一家就開始了時常「遠征」的日子，先是廣州，然後是香港，本以為英租界能保障安全。

結果日本以偷襲珍珠港的方式，讓整個亞洲加入了二戰的泥潭，當時一家人生活的香港也隨即被攻占。

在日本統治下憋屈生活了一年之後，張忠謀父親決定帶著一家人跨越大半個中國回到「陪都」重慶。

那次艱辛的旅途，也給年幼的張忠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無論近年來的旅遊如何舒適、甚至奢侈，最令我懷念的、對我最有意義、腦海里刻下最深印象的旅程，還是上海到重慶的跋涉。

」

但整個旅程中最令張忠謀印象深刻的，其實是前往重慶路上，第一次見到國民黨軍隊士兵巡查旅客時，父母臉上露出的微笑。

本以為抗戰結束了、日本投降了，張忠謀一家就能在上海安生生活下去，但隨後爆發的解放戰爭，讓全家人再次決定遷往香港。

在動亂中掙扎了許久的張忠謀父親，最終決定將張忠謀送往英國讀書，同時還將其專業定為了理工科。

而在4年苦讀畢業之後，張忠謀還因1美元的薪水差距，拒掉了「通用汽車」的offer，進而選擇了名不見傳的「半吊子」半導體公司應聘晶片自動化生產工程師，然後又再次自學進入半導體楊業。

（這家公司實際上現在也已經被歐司朗收購）。

這一系列人生軌跡中的巧合，最終將張忠謀導引向了半導體行業，可謂時也運也。

但更關鍵的是，當時父母的那一抹微笑，讓張忠謀在40年後的1983年辭掉了德州儀器（TI）消費品集團總經理的職務，回到台灣開始其人生第二段半導體職業之路。

晶圓代工業=歷史機遇？

晶圓上密布的晶片

個人的運勢，放在歷史的洪流中，無論是誰都是不起眼的。

但偏偏，行業的趨勢也配合了張忠謀一把。

以1947年美國貝爾實驗室兩位科學家研製出鍺電晶體開始算，到1971年英特爾開始研發生產4位微處理器Intel 4004，這其中的24年間半導體的發展速度其實還沒有進入「摩爾定律時代」。

而且當時的IDM型半導體公司，一邊需要打造產品，一邊還要拓展整個生產鏈條中的技術，好在當時的技術難度還不算太大。

但半導體技術的發展速度最終還是超出了所有人的想像，半導體產品種類、功能越來越複雜，在全球半導體市場不斷增長的同時，一個攪亂全球半導體行業的趨勢正在逐漸醞釀成型——圍繞著半導體晶片展開的產業鏈，即將經歷一次「細分化運動」。

通俗一點說：就是蛋糕數量「增長」的太快，很多企業的速度和胃口都跟不上了。

與其吃著碗裡的看著鍋里的，不如先把面前能掌握的蛋糕吃好。

在這個生產鏈不斷拆分的過程中，大部分環節的分拆都是「不痛不癢」的，並沒有對整個半導體行業的格局產生本質性的影響。

唯一的例外是晶片製造環節的剝離，也就是台積電所代表的晶圓代工行業。

晶圓廠實地場景圖

值得說明一下的是，「晶圓製造」實際上就是在一片片矽晶圓上，通過光、物理、化學等手段，經過數十次反覆超高精度加工，最終將晶片打造出來的環節。

這也是整個晶片從藍圖到成品中技術含量最高的環節。

半導體生產鏈的細化分割其實也有其理論依據存在，個是很多人都熟悉的摩爾定律，一個是很少人聽過的洛克定律（也稱摩爾第二定律）。

這兩個定律共同作用下的結局很明顯：一方面晶片的設計工作越來越難；一方面生產晶片的成本越來越高。

摩爾定律（1975年修正後）：晶片中的電晶體數量大約每18個月翻一倍；
洛克定律：半導體晶片製造工廠（一般叫做Foundry，或者Fab）每4年就會成本翻倍。

隨後的數十年里，半導體行業的確大致按照這兩個定律發展，實際上也反映出一個實際情況：晶片設計、晶片製造這兩個關鍵環節的門檻，將隨著時間的推移快速上漲。

換言之，一家公司如果想在其中一個領域所要付出的技術實力、資本正在快速上漲。

而如果想要兩個領域兼顧則更甚之。

到了1980年前後，學術界已經有人開始意識到晶片設計和製造行業的「部分分家」勢在必行，極少數晶片類教材甚至開始只教授設計部分知識。

當時對於這種趨勢，英特爾創辦人之一、也是摩爾定律的提出者，高登·摩爾也對晶圓代工某事持樂觀態度，但最終也無法說服英特爾的其他同事把握住這次機會。

這個趨勢就這樣被持續忽略了幾年，直到張忠謀在1986年回到台灣。

本以為回來是要當工研院院長的張忠謀，發現上一任院長的工作交接清單中，最優先的就是為幾家台灣半導體晶片設計公司尋找製造方，再加之其之前在半導體行業中的寶貴經驗，他很快意識到對於晶片設計技術、晶片製造技術仍比較落後的台灣來說，專門進行晶片製造或許是個不錯的方案。

思前想後，他拿出了一個即便是半導體行業內人士都覺得不可行的方案：成立一家史無前例的專業晶圓代工公司，這家公司本身不設計晶片產品，只為用戶製造晶圓。

這也是台積電最早、最核心的規劃。

台積電的高起點，背後是半導體鐵律

台積電在台灣新竹科技工業園的晶圓廠之一

當時，台灣的總統還是蔣介石之子蔣經國，後者雖然打仗沒什麼能力，但在治國和經濟開發上到算是一把好手。

注重發展的他，當時甚至專門囑咐負責創新事項的行政院官員：「創新愈大愈好。

」

而張忠謀著實也「不客氣」，在之前創立晶圓代工企業的提案中，他唯有一點特別堅持——資本規模必須向美國中小型晶圓廠看齊。

隨後他更直接將台積電的整體投資額定位2億美元，這一數字大概是同時期台灣其他新建晶圓廠的10-15倍。

張忠謀當時甚至還用一個比喻解釋了他這樣做的理由：「如果打一場仗需要十萬兵力，但現在只有一千人，經營者是絕不打這種仗的。

我們不能讓一千人也上戰場，結果被打敗了，才來說是因為人不夠的關係。

」

這實際上也是張文淵最早指明台灣半導體行業發展道路時反覆提到的「時間」，因為半導體行業發展速度實在太快，低起點的企業即便用時間換回來成長，大機率也是無法跟上行業步調的。

相反，一旦成功在行業中搶占到第一名，你就將獲得遠比別人多的回報，進而拉大與競爭對手的差距。

台積電自身對於半導體行業的速度可謂了解至深，所以在公司的整體戰略上甚至也做了一個「摩爾定律」的「小模仿」——在晶圓製造業進入8英寸（200mm）時代之後，台積電每18個月多建一座晶圓廠。

功效自然也很明顯，同樣是一個新的製程技術，別的晶圓企業往往只能用在一兩座晶圓廠上，但是台積電卻可以直接應用在10個晶圓廠上，這樣每個晶圓廠平攤下來的技術成本就變成了十分之一。

但這樣的發展速度還是滿足不了全球客戶們的需求，於是乎台灣的晶圓代工圈也在1999年前後颳起了一波「收購潮」。

其中台積電一舉買下「世大」和「德碁」兩家晶圓代工廠。

當時「世大」的掌舵者正是張汝京，被收購倒沒什麼，但是張汝京對於中國國內的晶圓代工市場始終有想法，但張忠謀卻不願意直接邁入大陸市場。

最終的結果是，張汝京離開台灣，到上海建立了「中芯國際（SMIC）」。

當然，這已經算是題外話了。

點沙成金

毫無疑問，台積電是成功的，最直接的證明來自全球半導體企業營收排名，台積電基本穩居世界第三，前面兩名是Intel和三星（三星最近在半導體整體營收上超越了英特爾）。

一個是主導整個半導體行業發展的企業，一個是當地財閥，台積電能取得這樣的成績實際上已經相當出色。

2018年第一季度全球半導體企業收入15強

事實上這份榜單中的高通（Qualcomm）、英偉達（NVIDIA）、蘋果（Apple）實際上都是台積電的客戶，可以說他們的收入中實際上也有台積電的一份功勞。

相比台積電自身的經濟價值，台積電開創的晶圓代工模式給全球半導體產業帶來的衝擊，其實更值得一提。

按照台積電最早的計劃，潛在客戶應該分為3種，整體晶片製造能力中有三成是給台灣本地企業使用，剩下七成中大部分留給飛利浦、德州儀器、英特爾這樣的IDM企業代工，最後才到那些全球的半導體晶片設計公司。

但當公司的晶圓代工業務真正跑起來之後，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晶片設計公司似乎都冒了出來，一口氣占到了台積電70%的銷售占比。

更重要的是，這些公司還不是台灣本地的，絕大多數都是來自晶片的傳統優勢區域：北美。

正因為有了台積電這樣的獨立專業代工企業，這些晶片設計人員再也不必花費精力建造，甚至是尋找晶圓廠，再加之晶片計算機輔助設計技術的快速發展，讓全球半導體新勢力的進入門檻大大降低，變相助長了全球半導體業的發展。

相比小型公司，半導體行業傳統勢力們對於晶圓代工模式還是缺乏準確的認識，以AMD創始人Jerry Sanders為例，他在1999年曾有一句半導體領域廣為傳頌的名言：「有晶圓廠的才叫男子漢（Only real men have fabs）。

」

諷刺的是就在他說出這句話10年之後，AMD因為自身業務經營、以及晶圓代工模式衝擊等一系列原因，最終將自身的製造部門分拆出來，重新命名為Global Foundries（格羅方德）。

其中65.8%的股權出售給了阿布達比政府背景的奧科技投資公司ATIC，一下子在晶圓代工業中成為僅次於TSMC的存在。

而本身在IDM型半導體企業中僅次於英特爾的AMD，搖身一變也成了一家Fabless（無晶圓廠）企業，而出售製造部門所換回來的資金、以及之後節約的維護資金，最終將AMD從破產的邊緣救了回來。

不然，Intel或許還要好好頭疼一下，如何去尋找一個合格的反壟斷助手。

嚴格來說，上面提到的AMD案例有不少都是它自己的「鍋」，但台積電的確在發展中對IDM半導體企業的「威脅」越來越大。

台積電內部早期甚至專門制定了一個「群山計劃」，目標是5家在半導體製造技術上比較領先的公司，為他們量身定做技術解決方案。

這看起來幾乎可以說是低聲下氣地在拉生意了，但其中真正關鍵地是將台積電的半導體製造技術與他們綁定在一起。

因為這些IDM半導體廠商即便產品要代工，也必須平衡半導體製造技術的效果。

台積電甚至還會和這些廠商一起，針對雙方還沒有開展下一代先進位程，共同投入資源，一同進行開發。

隨著合作關係的進一步加深，之後這些客戶再想換用第二家晶圓代工廠，也會拿台積電的成績去要求他們。

所以只要台積電一直做到行業最好，合作關係自然牢不可破。

2012年夏天，蘋果發布了全新的智慧型手機產品iPhone 6，其中的手機處理器產是蘋果自行打造的全新的A8處理器。

為了服務好蘋果，台積電第一時間組建了一個內部人數達到200人的工程師團隊，直接開始解決蘋果A8處理器的生產問題。

張忠謀甚至在某次採訪中充滿自信地說了這樣一句話：「在台積電眾多的Fabless客戶當中，今天的客戶和5年前的早就不一樣了，因為5年前的客戶中有一批已經被市場淘汰了。

」

短短的一句話，實際上就道出了台積電在半導體行業中特殊產業位置的優勢：風險不算最高，有風險承擔能力且收入可觀，晶片設計公司風險更大，但肯定會感謝台積電。

做高科技，核心卻是誠信至上

年輕時的張忠謀

張忠謀有運氣、有眼界、有魄力，但最終讓「半導體教父」這一稱號固定下來的實際上卻是他自己的品質和人格魅力，他也將這樣的價值觀念灌輸進了台積電的管理當中去。

上文我們曾簡單介紹了下晶圓代工的含義，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所有客戶發送給台積電的生產模板，實際上都是高度機密的資料。

這也是當初很多傳統半導體人是不看好台積電的主要原因——如何讓近千家互為競爭對手的晶片設計公司，把最高機密的晶片設計圖，發送到同一家晶元代工廠生產。

因為晶片設計圖絕對算是晶片製造過程中最重要的資料，任何可能的泄密，都將是災難性的。

這也是人們最早認為晶圓代工不可能的主要原因，因為沒有人相信一家半導體企業值得信任，

為此，張忠謀祭出了兩個策略，第一是用一套異常嚴苛的誠信管理系統來管理台積電員工。

更有人直接形象地做了一個比喻：「如果把台積電生產的晶圓切開來看，每一寸都刻著誠信」。

而為了確保用戶的機密，台積電員工不僅不能在上班時間玩手機、不能帶U盤，就連進廁所都要刷員工ID卡。

而如果一個員工被抓住上班帶手機玩4次，關於這名員工的誠信實踐報告，就會直接上交到張忠謀的桌子上。

張忠謀本人也為台積電的「誠信」加分不少，首先就是台積電在整個行業中天然的中立地位，二個是張忠謀此前在德州儀器度過了足足25年的半導體工作經歷，可以說是一位實打實的「半導體老前輩」，信譽和口碑在半導體圈子裡更是極佳。

時至今日，張忠謀仍在不斷給台積電內部灌輸「創新」、「誠信」、「客戶至上」的企業文化，或者用張忠謀自己的話來說——台積電可以為客戶赴湯蹈火。

堅持走一條難走的路

教父，再見

1999年，張忠謀在台灣交通大學講了12堂課，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第12節，主題為「我的使命感就是要經營世界級企業——堅持走一條難走的路。

」

在那堂課上，張忠謀也難得分享了自己對於當時台積電發展的看法：「雖然現在稍具規模，但絕對還未達到他所期望的高度。

」

不過歲月不饒人，早在1990年前後，張忠謀就已經開始考慮接班人事項。

而實際的交棒過程從2003年第一次嘗試至今，已經過去了足足15個年頭，在這4000多個日子裡，張忠謀依舊像他人生中對待半導體技術、對待公司、對待客戶那樣，傾盡全力地做好接棒事項。

或許是去年宣布退休計劃的時候大家關注過了，亦或是張忠謀個人有意為之。

這位在全球華人科技公司歷史中留下濃重一筆的白髮老者，在昨天的國內報導中幾乎都沒有刷出什麼存在感，或者這也是「半導體教主」想要的平穩過渡局面吧。